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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购彩大厅Welcome论坛0664-11-10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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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时代特有的动人旋律******

　　作者：吴慧娟（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兴起，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港台流行音乐也在内地快速蔓延，并为音像市场繁荣发展打下基础。

　　内地歌迷最先接触到的流行音乐歌手，就是被誉为“甜歌皇后”的邓丽君。20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演唱的《甜蜜蜜》《小城故事》等流行歌曲，传入内地的千家万户。甜而不腻的清新唱法，欢快轻盈的曲调，易于理解的歌词，给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打开了一扇流行音乐之窗。邓丽君的歌曲深刻影响了内地乐坛，一大批歌手从模仿她开始走上流行音乐演唱道路，一大批音乐人靠听邓丽君的音乐掌握了流行音乐写作技巧。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在1984年央视春晚舞台上，一首《我的中国心》通过电视机传遍大江南北，激昂的歌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80年代，《万里长城永不倒》《万水千山总是情》《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等港台爱国歌曲得到广泛传唱，在大众中激发了浓烈的爱国情怀和血浓于水的民族自豪感。

　　流行歌曲在争议声中迅速崛起，并逐渐演变成为大众流行文化。年轻人以哼唱流行歌曲为乐趣，全国大型声乐比赛设置了“通俗演唱”奖项，正式承认了流行音乐的地位。从此，中国歌坛“通俗”“美声”“民族”三种唱法开始并驾齐驱。流行歌曲的种类开始增多，校园民谣、摇滚、迪斯科等萌芽发育。一曲表达人类呼唤和平和真情的《让世界充满爱》，通过百名歌星的集体演唱，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风采，将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推向高潮。

　　时间来到90年代，音乐创作呈现繁荣景象。虽然港台音乐仍然不容忽视，但内地流行音乐的原创力量开始得到社会认可。《亚洲雄风》《黑头发飘起来》等亚运歌曲走红，雄壮的流行歌曲与国际体育大赛结合，犹如一股流行音乐的传播“飓风”，感染了全体民众。摇滚乐走向高潮期，组乐队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潮流。城市民谣、校园民谣、军营民谣及说唱乐、爵士乐等不同风格的流行音乐百花齐放，《小芳》《同桌的你》《一封家书》等代表作，触动了亿万年轻人的心，反映了工业化初期，中国人口流动加快的社会变化。《东方之珠》《七子之歌》等回归音乐涌现，见证香港、澳门回到祖国怀抱，坎坷沧桑、大气恢宏的艺术效果，深深印在每位中华儿女的心头。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流行音乐也走向繁荣阶段。制作精良的MTV将视听效果推向极致，流行音乐的艺术特征，也由此得到了彰显。“卡拉OK”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大众娱乐消遣的潮流消费，年轻人呼朋唤友K歌玩耍，商人把唱“卡拉OK”作为招待客人的保留节目，民间涌现出无数“麦霸” ，这些世俗化消费的典型标志，体现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大众化、商业化。

　　迈入21世纪后，中国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日益提高，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为之瞩目，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大众对精神消费的需求也随之高涨。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流行音乐，使其呈现出了民族化、高雅化、国际化的趋势。以《阿姐鼓》《吉祥三宝》《北京欢迎你》《天路》等为代表，反映出音乐创作和流行的变化，社会大众的音乐审美提升，新生力量崛起，流行音乐走向多元化、个性化。在这个阶段，华语乐坛上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峰，“中国风”席卷全国，以陶喆、周杰伦、胡彦斌、许嵩等为代表的一批音乐人，将中国古典文化元素与西方流行音乐范式相结合的全新尝试，给中国流行音乐赋予了新的内涵，注入勃勃的生机与活力，让大众看到了流行音乐的更多可能性。

　　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音乐作品创作实现了数字化，通过网络迅速传播。2010年代以来，网络流媒体成为主流载体，网络流行歌曲逐渐变成主角，流行歌曲的创作群体急剧扩大，一大批网红流行歌曲出现，比如《小苹果》《卡路里》等。数字工具的普遍应用，降低了网络流行歌曲的创作门槛，快节奏、电子音乐、“洗脑”歌曲受到网友欢迎。不过，问题也出现了，网红流行歌曲的同质化严重，旋律、歌词的整体创作水平下滑，很多歌曲内容雷同，听上去很耳熟，却又很难分辨究竟是哪一首歌。高质量流行歌曲的稀缺，引起很多人的担忧。

　　在去年底，一首《孤勇者》横空出世。《孤勇者》本来是一款电子游戏的主题曲，却实现了破圈效应，在大众层面传唱，并演变成儿歌，成了小朋友们的“接头暗号”。有人做过测试，只要在小朋友身边哼唱“爱你孤身走暗巷” ，立刻就会引起小朋友跟唱。《孤勇者》歌词寓意深刻，展现出奋斗拼搏精神，曲调昂扬，鼓舞斗志，正能量满满，这是它成为现象级流行歌曲的主要因素。

　　当代中国流行音乐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态势迅猛，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已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流行音乐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其与历史互洽，与时代共振，并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中国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演变的步伐并未停歇，还将继续伴随时代的脉搏而跳动，奏出时代特有的动人旋律。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3日 16版）

东西问丨陈坚：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中新社济南1月11日电题：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

　　作者吕妍

　　作为中国五岳之首和古代帝王封禅胜地，泰山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是中国迄今所存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佛经，刻在泰山中溪支流约1200平方米的缓坡溪床石坪上，构思奇巧，气势宏大。《金刚经》石刻缘何而来？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与中国艺术形式融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自传入后便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的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影响，其中，摩崖石刻具体受到了哪些影响？

　　陈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这中国化的佛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了“文明互鉴”意义。

泰安洪顶山摩崖石刻。受访者供图

　　所谓“摩崖石刻” ，广义而言就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崖壁岩体上刻画和雕凿意在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实践的各种符号和图像。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岩画”，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摩崖石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日渐丰富。这在中国尤其表现为佛教传入后佛教题材的大量涌现，如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大型的佛教摩崖石刻群。至于规模较少或单体的佛教摩崖石刻，大江南北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依主题分，那么中国摩崖石刻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佛教摩崖石刻，它们既是记录佛教中国化漫长千年历程的“有生命的石头”，同时又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中新社记者：佛教的《金刚经》为何会被刻在泰山的石壁上？这与《金刚经》蕴含的核心思想有关吗？

　　陈坚：从内容上看，中国的佛教摩崖石刻，包括石刻佛像、石刻佛经文句和石刻佛教名号。在山东众多的佛教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石刻，刻的是鸠摩罗什(343-413)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通行本《金刚经》)之前16章，也就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原文有2998字，现存1382字(含尚有痕迹者)，个个字大如斗，一尺见方，有“榜书之宗”的美誉。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

　　南北朝时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多地出现了大量摩崖石刻佛经，绝大部分都与《金刚经》义理相同亦即谈论“空观”的般若类经典，如徂徕山的《摩诃般若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峄山的《文殊般若经》石刻、尖山的《思益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等。除了这些摩崖刻经，还有意在昭示“空观”的摩崖题名，如“文殊般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大空王佛”等。此外，泰山周边还有许多般若类经典的碑刻，如曲阜胜果寺的《金刚经》碑、兖州泗河和汶上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碑等。尤为重要的是，在洪顶山的《法洪铭赞》石刻，内容是印度僧人释法洪来到山东弘扬“空”观。

　　以上表明，南北朝时期，以讨论“空观”为内容的佛教般若学在山东地区非常流行，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因为中国化佛教，就是以般若“空观”为基础发展起来，是般若学在中国流行的直接结果，而《金刚经》则是对般若“空观”最经典最简洁的表达，雅俗共赏，僧俗共尊，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流行的佛经，自古至今，具有极高的佛教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会“勒石为记”予以赞美推崇，俾使流传存世。虽然学界对泰山刻《金刚经》还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从以此经为代表的般若学与中国佛教的特别密切关系来看，“勒石为记”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金刚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陈坚：《金刚经》是汉译般若类经典的代表，是佛教“般若思想”的精华所在。所谓“般若”，乃是梵语“Prajna” 的音译，意为“空性智慧”，亦即领悟“空”的智慧，它是佛教的最高智慧。作为“五岳之首” 的泰山乃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圣山。泰山文化集儒佛道三教于一身，它所蕴含的“圆融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刚经》被刻在泰山上，应该是最完美地体现了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的“高峰对话”，结果即产生或印证了佛教中国化，如天台宗、禅宗等。换言之即，佛教的“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的“圆融智慧”共同参与了中国化佛教的建构。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

　　《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施展的七十二变就是《金刚经》中“空观”的体现：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不可执著于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只有随缘而变，才能解决问题。印度佛教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有特定的印度之缘；同样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因为中国文化的不同，必然随中国文化之缘而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这是《金刚经》“空观”的逻辑结论和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以《金刚经》“空观”为核心的大乘佛教的内在要求。《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以及“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不执著于印度佛教才能开出中国化的佛教，这体现出《金刚经》对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基于“空观”的大乘佛教是个开放体系，佛教中国化正是在大乘佛教的开放体系中自觉实现。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将这样的佛教中国化归结为“随情所立，助扬佛化”，其中的“情”就是中国文化之缘。

　　中新社记者：佛经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佛经的汉译又是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的？

　　陈坚：佛教的思想通过佛经来表达和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而佛教中国化也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在汉译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地移植印度佛经，而是充分考虑了译文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比如东晋时期道安法师(312—385)就曾提出，佛经汉译要遵循“五失本三不易” 的原则(参见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大意是说，把印度语翻译成汉语并让中国人能读懂是不容易的(“三不易”)，因而在尽量保持佛经原意之下，有五种情况可以不必遵循原经文本而按照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习惯来加以翻译(“五失本”)，这其实就是佛经汉译过程中的中国化。

　　比如“五失本”之一是“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意思是说，印度佛经(“胡经”)重“质”不重“文” ，而中国人(“秦人”)是“好文” 的，所以翻译时不光是将其意思译出来，还要讲究译文的文雅和文学性，就像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金刚经》就是如此“文质彬彬”的“君子文” ，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准。《金刚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且雅俗共尊的佛经，与其译文之优美文雅有极大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并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会如何影响世界？

陕西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像同框。唐朝高僧玄奘在推动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陈舒一摄

　　陈坚：所谓佛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佛教在古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基于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 ，建立起以和谐与包容为根本理念的中国化佛教。当前，随着中国扩大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化佛教也会随着这个缘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谐与包容的思想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陈坚，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等。主要研究佛学、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关系、中西宗教比较。著有《无分别的分别——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佛教》，《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无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观思想研究》《烦恼即菩提——天台宗“性恶”思想研究》等。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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