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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联合国社区”外籍人士过中国小年：虎年讨好彩******

　　(新春见闻)义乌“联合国社区”外籍人士过中国小年：虎年讨好彩

　　中新社义乌1月26日电 题 ：义乌“联合国社区”外籍人士过中国小年：虎年讨好彩

　　作者 董易鑫

　　“我刚学了个义乌 的年俗，小年要滚一滚茶叶蛋，这叫做‘滚元宝’ ，能讨个好彩头，我还给家里人拍了视频。”家住浙江义乌鸡鸣山社区 的吉尔吉斯斯坦人米卡说，她已经在这里生活四年了，但探索中国文化 的热情却只增不减。

　　25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中国北方过小年 ，南方则错后一天在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当日 ，已在义乌鸡鸣山社区生活超两年的十多名外籍学生 、客商等“沉浸式”体验了中国传统“小年”文化，参与拜年、包饺子、“滚元宝”等活动 。

　　“今年学会中国麻将”

　　鸡鸣山社区因靠近义乌国际商贸城，吸引了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 的上千名外籍人士居住 ，被称为当地 的“联合国社区” 。

　　“在义乌，有来自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个。”来自也门 的外商马万说，临近春节，他的新年愿望是“今年学会中国麻将” 。

　　“我看过中国兄弟玩麻将前总喊‘三缺一’，我觉得很有趣。但 是游戏规则我还是没研究明白 。”马万说 ，下班后，他经常和也门“老乡” 、中国朋友一起品味中国茶和阿拉伯咖啡 。下一步，他希望把麻将也纳入下班娱乐范畴。

　　谈及来中国的初衷 ，马万说 ，受在浙江金华兰溪市开香水厂 的叔父影响 ，高中毕业后 ，他就来义乌上学 ，毕业后便留在这里。

　　义乌有“世界超市”之称，商品数量众多。马万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义乌商场做贸易商。

　　“前几年 ，我就每天陪中国境外 的客人采购产品 ，因为他们 的时间一般都很紧张，所以能在‘巨大’ 的市场里找到合适的商品，效率很重要 。”马万说 ，学好中文 是他提高效率 是关键 。

　　上学时 ，马万总“泡”在图书馆 ，翻看各类中国书籍 ，每次在学习中文时遇到问题，他都会请教自己 的中国兄弟 。“中国朋友对我很好 ，他说‘他的家就 是我的家 ，她的妈妈就 是我的中国妈妈’ ，他们把我当亲人。”

　　随着中文 的快速进步和自身业务 的精进，马万已经从公司职员发展到一家外贸公司的经理。“我希望过几年把我的妈妈从也门接到义乌，过个圆圆满满 的中国年 。”

　　“想学长寿面 ，回国做给爸爸妈妈吃”

　　当日庆祝小年 的外籍人士中有一位是来自塞尔维亚 的跨境电商主播娜塔莎。她告诉中新网记者，这次小年活动 ，她“不虚此行” 。

　　娜塔莎说：“有春联、有灯笼 、有中国传统服饰，还有一群来自世界各地 的小伙伴聚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故乡’ 的团圆 。”

　　据了解，娜塔莎主要为义乌部分跨境电商公司“直播带货”，还没毕业 的她已经在社交平台拥有5000多人关注。“我们主要直播卖一些家居用品，义乌 的货品很丰富，可选择的空间大，很受欢迎。”

　　忙碌之余 ，娜塔莎喜欢品尝各种中国美食。火锅 、麻辣烫、兰州拉面都是她的“心头好”。

　　“我在家尝试做过拉面，但 是失败了，新 的一年希望有机会跟中国师傅学习。”娜塔莎说，面条在中国有长寿的寓意，她希望学成后可以做给爸爸、妈妈吃 。

　　前几年 ，和娜塔莎一样 的留学生、外商都会选择在中国春节期间回国 。受疫情影响 ，近年来不少外籍人士都选择在中国过年。当日过小年迎新年的外籍人士 ，就分别来自吉尔吉斯斯坦 、也门 、塞尔维亚 、阿富汗、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鸡鸣山社区党委副书记经菁说 ：“每年临近春节，社区就开始在线上、线下组织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节日民俗等活动，帮助更多外籍人士了解中国，迄今为止 ，这个传统已保持了5年。”

　　记者从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获悉 ，截至目前 ，该市已有近万名外籍人士在此居住 。(完)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 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 ：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 ，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 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 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 的认同 。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 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 ，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 的共同体，城市 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 ，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 ，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 是堂区 ，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 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 ，比较典型 的 是昂热 。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 的双重角色 ，与行会联系密切 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 。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 ，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 的侵犯 ，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 ，应对饥荒 、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 的民兵组织 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 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 ，巴黎、图卢兹等城市 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 是 ，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 ，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 ，街区是正式 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 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 ，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 的设置 ，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 。不过 ，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 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 ，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 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 的城市往往 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 ，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 。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 的记录 ，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 的信息 。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 ，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 ，行会成员对于行会 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 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 的法国城市中 ，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 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 、并为成员提供保护 的组织 ，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 ，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 的诉求 。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 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 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中 ，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 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 。到18世纪 ，随着法国民众信仰 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 的弊端日益凸显 ，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 。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 ，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 的设置更加灵活 ，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特别 是城市空间 的扩张 ，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 的既有框架 。最后 ，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 ，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 、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 。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 ，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 。两座城市 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 。这种基层制度 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 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 的共识 。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 ，但基层治理 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 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 、十户区等次一级 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 、十户长负责管理 。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 ，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 ，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 。因此 ，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 ，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 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 ，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 的监督和制约 ，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 ，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 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 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 ，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 ，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 、穷人 、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 ，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 。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 的参政权 。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 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 ，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 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 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 ，法国有越来越多 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 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最后 ，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 ，随着军事技术 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 ，市民临时组建 的民兵在技能 、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 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 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 ；同一时期 ，图卢兹十户长 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 ，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

　　总的来说 ，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 、开放性、包容性 的特征 ，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 ，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 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