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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发出“最后一电”震动全国 抗日老兵卢庆贻去世******

　　“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 是抗日战争期间震动中国 的“最后一电”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

　　这封电报出自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约17000名中国士兵面对超过10万日军 ，坚守衡阳47天 ，打退日军多次进攻，直到弹尽粮绝时发出了这封被称为“最后一电”的电报 。这封电报后经报纸报道，闻名全国 ，激励了国人的抗日热情 。

　　2023年1月9日 ，当年发出了“最后一电” 的发报员、抗战老兵卢庆贻的儿子卢先生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其父亲在1月8日上午10时55分于湖南湘潭去世 ，享年94岁，“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要走正道，堂堂正正做人。他曾谈起战争时命悬一线 的经历 ，但直到此前有人调查相关的历史时 ，他才说起自己就 是著名 的‘最后一电’的发报人 。”

　　卢庆贻13岁报名参军

　　湘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此前发布的文章中介绍，1941年 ，刚满13岁 的卢庆贻报名参军 ，投身抗日 ，被分配到第十军军部 。1944年 ，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 的大陆交通线 ，疯狂实施所谓“一号作战计划” ，扼守粤汉铁路的长沙 、衡阳是主战场之一 。当年5月底 ，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主将找到中国守将 的战法漏洞，狡猾地实施作战计划 。当年6月 ，长沙沦陷 ，衡阳北面再无阻挡，日军大举南下进犯 。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 ，寸土不让，等待援军 ，但双方实力悬殊 ，守军只有17000余人，日军兵力超过10万人 ，还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对守军阵地和衡阳城狂轰滥炸 。

　　1944年8月6日发“最后一电”

　　文中介绍，卢庆贻曾回忆说 ，1944年6月下旬 ，日军三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 ，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但守军士气高涨，沉着应战，顶住敌人猛烈炮火 ，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 。“日军还使用了毒气 ，我军整整一个排 的人都被毒死。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前线，但还 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卢庆贻说。此后 ，中国军队又先后打退了日军 的两次强攻 ，但守军粮食弹药补给吃紧，援军却迟迟不到。8月6日 ，守军拟好了一道电报 ，由译电员交给卢庆贻，卢庆贻随即将电报发往芷江，后经由芷江空军台转往重庆 。此后 ，卢庆贻被日军俘虏 ，万幸在被日军强迫劳动时逃脱 ，抵达贵阳后 ，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他拍发 的“最后一电”全文。

　　70多年后仍能背完整段电文

　　卢庆贻 的儿子告诉北青报记者 ，父亲当时 是部队中 的电报员，当时译电员给卢庆贻的 是电文代码 ，他自己并不清楚发布的电报具体内容，直到抵达贵州才了解到自己当时拍发 的电报引发了全国热烈的反响 。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 ，70多年后 ，卢庆贻在接受采访时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完整段电文 。衡阳沦陷后 ，不少阵亡中国士兵遗体暴露于野 ，长时间没得到安置。抗战胜利后，包括卢庆贻在内 的60多名第十军士兵赶到战场 ，用4个多月时间收集了3000多具阵亡将士遗体，全部合葬在衡阳城郊张家山一带 。卢庆贻的儿子说 ，近些年父亲还曾和他一起去过张家山，“父亲给我讲当年这一带的情况，回忆当年 的故事 。”1946年，卢庆贻回到老家务农，再也没有出去 。

　　据新华社报道 ，2015年9月3日 ，卢庆贻作为抗战老兵代表 ，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 ，并于当天坐上第11号阅兵车接受检阅。在卢庆贻卧房里，墙上挂着很多他参加抗战纪念活动的照片 ，桌上摆着各种荣誉和纪念勋章。“跟那些牺牲 的战友相比，我算幸运的 。无数将士官兵献出宝贵生命，才换来如今的和平生活。”卢庆贻说 ，“我们要珍惜和平，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

　　卢庆贻 的儿子向北青报记者表示 ，目前家人正在操办老人的后事 ，“父亲曾给我们讲过战争的残酷 ，谈起他九死一生 的经历。但一直没提起自己就是‘最后一电’的发报人 ，直到前些年有研究者得知他是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 ，找他了解情况，老人才讲述了自己发出‘最后一电’ 的经过 。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一直教育我们一定要做个诚实 的人 ，要走正道 ，做一个正派的人 。”

　　文/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孙慧丽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 ，对于当下 ，已 是十分遥远 。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 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 ，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 ，也显得非常稚嫩 。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 、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

　　记得1961年的春天 ，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 ，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 。这样 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 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 ，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 ，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 。1963年初 ，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 。第二年 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 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 ，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 ，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 。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 的采访计划 。他当即给我出题目 ，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 、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 的指导，真 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切安排妥当 ，座谈就在晚上 。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 。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 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 ，享受龙井 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 ，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 。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 ，与会者陆续到达 。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 ，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 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 ，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 ，算不上疾病 ，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 。“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 、陆、空都“晕”过了 。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 ，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 ，我参加首航采访 。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 。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 ，我就晕得躺倒了 。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 ，再陪着我前去 。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 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 。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 ，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 ，我包揽了上海全部 的经济报道工作 。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新时期 。上海曾经 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 是全国工业基地 ；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对外开放 的方针中 ，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 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 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 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 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 ，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 的要求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 ，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 。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 。1982年春 ，当时 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 、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 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 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 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 ，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 ，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目 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 的补充” 、“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 的局限 ，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也 是在1982年 ，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 ，明确了“面向中间 ，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 是针对国内外形势 的变化 ，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 、《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 。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 。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 。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 ，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 ，我 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 的益友，更 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

　　1984年底 ，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 ，心中茫然 。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 。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 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 的采编活动。后来 ，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 ，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 ，得到多位领导 、资深同事们 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 ；唯有满怀感激 ，永远念叨 ：“师恩难忘” ！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