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茶村吸引游人流连忘返。 吴庆堂 摄
名茶复兴
坦洋村民世代以茶为生。相传,清咸丰 、同治年间,坦洋茶商胡福四(又名胡进四)试制红茶成功 ,经广州运销西欧,茶商接踵而来并设洋行。1915年 ,“坦洋工夫”红茶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当时欧洲最流行 的饮品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海路中断,贸易受阻 ,“坦洋工夫”逐渐走向没落 。2006年起,在政府和茶人推动下,“坦洋工夫”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作为“坦洋工夫”创始人之一胡福四的后人 ,早年赴香港创业 的胡新颖2009年回乡投资800万美元,成立新世基坦洋(福建)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在坦洋村建设茶文化园,希望重塑“坦洋工夫”品牌 ,带动父老乡亲增收致富。
坦洋村内 ,古建筑保存完好 。 张斌 摄“将茶产业做大做强 ,带动更多的农户增收致富,这 是我们的心愿 。”新世基坦洋(福建)茶业集团有限公司现一年产茶2万斤,带动200多户农户。总经理胡少惠近日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将持续提升茶叶品质 ,让更多人种好茶 、制好茶、喝好茶。
“绿叶”变“金叶”
看到“坦洋工夫”逐渐复兴 ,在外经商 的坦洋村村民李岩忠也回村创立了一家茶作坊 ,以传统工艺制茶,逐步扩大加工规模。经过多年发展 ,李岩忠的茶作坊已变为800多平方米的茶叶加工厂 ,年产茶达7万多斤 。
“对‘坦洋工夫’ 的发展充满信心”,为扩大辐射效应 ,李岩忠和村民投入160万元(人民币,下同),于2014年注册成立“福安市坦洋领头洋合作社”。这个合作社面向社口镇及周边乡镇收购茶青,每年收购茶青达35万斤 ;同时,引导农户改种金牡丹新品种 ,茶园亩产值从原来 的三四千元增至近万元 。
在坦洋村,“坦洋工夫”红茶传统制作技艺依旧传承。 郑健雄 摄“以金牡丹为原料加工而成 的创新型‘坦洋工夫’ ,果香蜜韵、花香迷人,深受客商和市场欢迎 。”李岩忠表示,希望不断壮大合作社,实现种植、采摘 、加工和营销一体化,逐步发展休闲茶旅。
一片叶子 ,成就了一个产业 ,富裕了一方百姓。2021年 ,该村茶园种植面积扩大到4000多亩 ,茶产量1400多吨,综合产值3.4亿元;八成以上人口涉茶,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万元。
“坦洋工夫”红茶也已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证明商标”“全国绿色食品”“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称号 ,品牌价值达44.47亿元。“绿叶”变“金叶”,茶产业成为古老茶村振兴的重要依托。
坦洋村村民在采茶。 蒲允静 摄科技赋能 ,茶旅融合
科技赋能,成为当地茶产业提档升级 的“加速器”。坦洋村5G智慧茶园内 ,一排排高清摄像头紧贴地面 ,对茶树情况进行实时拍摄,自动采集和监测园区病虫害信息 。
2020年5月 ,全国5G农业智慧茶园示范区落户福安市坦洋茶场,通过5G网络在远方依托电脑或手机即可实现施肥 、灌溉、监控病虫害等 ,实现“数字+”与茶产业的有机融合,促使茶叶生产更精准、茶园管理更节本增效、茶业更绿色高质量发展,为产好茶提供有力保障。
坦洋茶场让消费者喝上放心茶。 吕巧琴 摄坦洋茶场场长郑明星说 ,智慧茶园实现成本降低和管理自动化 ,同时通过可视化的过程 ,让消费者还可以看到茶园 是如何管理、提升茶叶品质 的 ,让消费者喝上放心茶 。
昔日荒山变身“茶海”,坦洋村也在传统茶业基础上催生出茶园旅游新业态 ,打造独特 的“坦洋情意村”,每年吸引一批批游客、学子到村中旅游 、研学。在村民林正锦看来,学生上山采茶 、进厂加工茶叶,对“坦洋工夫” 的推广也有很大的帮助 。
社口镇镇长陆绚表示 ,以“茶乡观光休闲+特色民宿+茶文化研学”的发展模式,结合每年举办开茶节、斗茶赛 ,打响“坦洋工夫”茶品牌,推动坦洋村走出一条生态茶园“绿”、文化底蕴“浓”、茶事活动“热” 的茶旅融合新路子 。(完)
东西问|于成龙 :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 ,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 ,《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 的出土文物很多 ,车是其中重要一种 。车 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 ,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 。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 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 。但鲜为人知 的 是 ,殷墟战车也 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 。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 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 、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 的如实写照 。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 的两轮战车 ,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 ,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 。在群雄争霸 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 的标准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国 ,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 的重要地位 。 另一方面 ,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 、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 ,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 ,是残断 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 、反面刻满长篇卜辞 ,现存近180字 ,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 、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 ,占问该旬之内 是否将有灾祸发生 。其中 ,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 ,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 ,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 ,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 此外 ,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 ,天子、诸侯、卿、大夫 、士 ,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 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 ,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 ,《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 ,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 ,当时 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 ,揭露众多遗址 、墓葬 ,出土大量遗物 。 新中国成立后 ,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 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 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 ,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 ,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 ,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 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 的马车 。2005至2006年 ,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 ,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 ,壮观异常 。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 的真实结构 。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 :殷墟博物院经过考古工作者 的细致梳理发现 ,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 、两轮 、独辕 、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 ,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 的整体水平 。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 。图片来源 :殷墟博物院殷墟发现 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 ,商代末年 ,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 ,以东伐纣” 。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 ,在追逐兕时,小臣甾 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 ,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 :《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 。换言之 ,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 ,即公元前13世纪 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 的最早时间 。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 ,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 ,而 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 ,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 ,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 如此 ,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 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 、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 的残留 ,这 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 ,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 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 。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 的“鲁查申遗址” ,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 ,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 ,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 。同时 ,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 的文书记载 ,当时由1400人组成 的军队 ,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 。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 ,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 ,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 ,驱车践踏敌方 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 ,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 、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 。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 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 ,就会发现 ,两者构造相同 ,均为一舆 、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 ,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 ,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 ,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 、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 ,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 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 ,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 ,需要说明的是 ,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 ,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 ,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 ,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 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 的效能发挥到极致 。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 ,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 ,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 、消化、吸收、创新 ,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是一个多元一体 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 ,正 是源于相互促进 、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的胸怀 ,商晚期在政治 、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 ,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 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 ,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 ,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 ,著名青铜器专家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 。2018年9月 ,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 、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 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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