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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购彩大厅Welcome开奖结果2023-07-21 17:48

东西问·人物丨杨紫琼：她的工作打破了好莱坞的刻板印象******

　　中新社北京1月14日电题：杨紫琼：她的工作打破了好莱坞的刻板印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请闭嘴！我是真的能来揍你的！”

　　当地时间2023年1月10日，第80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的颁奖礼现场，杨紫琼身着黑色晚礼服，声音颤抖地发表获奖感言。当她谈到，身为一名年过60的女性，她在职场上获得的机会越来越少时，声音也略微哽咽起来。此时，台上恰好响起催促她发言时间已到的音乐。她机敏地回头“怼”起背景音，然后在众人的笑声中保持节奏，说完了她所有的获奖感言。那句“我是真的能来揍你的”一语双关，一方面概括了她几十年来的“打女”形象，一方面也令人想起让她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这部《瞬息全宇宙》中的角色。

　　捧起奖杯的这一幕，她等了40年。凭借电影《瞬息全宇宙》中的角色伊芙琳·王，杨紫琼获得了金球奖音乐、喜剧类的最佳女主角。这对多年来以“打女”形象闯荡好莱坞、却一直缺少一个演技类奖项的她而言，是一份巨大的肯定，同时，她也成为捧起这个奖杯的第二个亚裔女性。

　　一直以来，杨紫琼给人的印象，是以“功夫”闯荡世界影坛的女明星，习惯以坚强的面貌示人。如同导演李安对她的观察那样，她习惯隐藏脆弱、展示坚强，把生活中的伤病和眼泪都藏于身后，选择用坚持回应质疑。凭着这份坚持，她牢牢地抓住了每个征服观众的机会，最终等来了一个为她本人量身定制的角色。

　　40年等一个适合的角色

　　60岁的杨紫琼在观众眼中，是名满天下的华裔女星，《警察故事3》中的打女，《卧虎藏龙》中重情重义的女侠，也是《摘金奇缘》中强势的亚裔婆婆。但在她自己看来，似乎在事业上还有些遗憾。

　　在这一年，她遇到了一个与她本人完全契合的角色——《瞬息全宇宙》里那个蓬头垢面的洗衣店女老板娘。

　　故事里的中年洗衣店老板娘伊芙琳·王，跟她的生活有着很大反差：生活困苦，全家人都指着她过日子，性格懦弱的丈夫、失能的父亲和叛逆的女儿，填不完的报税单，每件事都能让她陷入躁狂。但在偶然的机会里，丈夫告诉她，她可以体验多重宇宙中的人生，每个宇宙里的危机都只能由她来拯救。她开始穿越不同的人生，在这个过程，她和家人的紧张也在慢慢融化。

《瞬息全宇宙》剧照

　　这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光鲜女性形象，却能让她过足戏瘾。能够成就这样一部电影，也是一个偶然的安排。电影导演关家永和丹尼尔·施耐特本想邀请成龙饰演男主角，但当时成龙没有档期。他们开始转变思路，用女主角的视角重新打造剧本，让一个失意的中年妇女体验光怪陆离的人生。他们甚至在一开始把主角的名字也设定为“米歇尔” ，这和杨紫琼的英文名一样。

　　杨紫琼爱上了这个角色，她发现自己在里面“可以搞笑、可以真诚、可以悲伤” ，可以做到之前脸谱化角色没有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杨紫琼在这个角色中看到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千百万亚洲移民的真实生活。成品出来后，很多人被这部电影的混搭风格吓了一跳，甚至觉得难以理解，但说到这一切，杨紫琼在采访中忍不住动情落泪，她说，总算有人可以知道，她能够做到这些。

　　这部电影也恰好赶上了一个适合的时间。亚裔主角、女性主题、中年失意......放在十几二十年前，《瞬息全宇宙》可能是一部怪异的作品；但放在如今的时代，这一招突破大银幕刻板印象的险棋成功了。杨紫琼成为2022年度国际影坛上耀眼的明星。

　　打出来的人生

　　入行40年，杨紫琼和成龙、李安等知名电影人都有过合作。许多合作过的电影人，谈起杨紫琼，第一反应就是那股不要命、不怕受伤的劲头。这种不要命，是前半生的杨紫琼立足影坛的最大优势，背后是她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付出和难以言说的身体折磨。

　　导演李安曾回忆过很多和杨紫琼合作时的细节。杨紫琼首先带给他的印象，也是这种不顾一切的拼劲儿、猛劲儿。拍摄《卧虎藏龙》时，开拍一个星期，杨紫琼就受伤了，她连续几天拍摄晚班武打戏，时间很长，要转身、踢腿、对打，结果，她的韧带扯断了，得休养一两个月。她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马上问李安，会不会因为自己受伤就放低要求？李安回答，不会。

《卧虎藏龙》剧照

　　这样的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杨紫琼的人生中，每一次都像是在玩命。《警察故事3》里，她站在卡车上做特技动作，要跳落到成龙驾驶的汽车的车前盖正面。她想象中这件事似乎并不困难，但真正站上去时，一切都在晃动。她跳落时，保护机关失效，她掉到侧面，幸亏成龙一把抓住她的衣服。拍《阿金的故事》，她曾从高台掉下。

　　这种艰苦，是她在20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选择电影行业的宿命。曾经的杨紫琼过着富裕的生活，从小学习芭蕾舞、绘画等各项才艺，21岁就成为马来西亚小姐。入电影圈之后，一开始，她和林青霞等人一样，扮演柔弱的女性角色，后来经过洪金宝前辈的建议，她开始转型，学武术，打沙包、踢腿，和其他武行的男性没有区别地训练。

2001年，杨紫琼在自己十四岁拍摄的照片前回忆往事。邓庆乐摄

　　拍一次戏，拼一次命，久而久之，冒险和勇闯成了习惯。这样的努力没有白费，1997年，杨紫琼凭借在港片中一系列优秀的打戏形象，成为《007之明日帝国》中唯一的“邦德女郎”。她扮演的“邦女郎”不是花瓶，而是极为独立的女性形象。有人评价，她的工作打破了好莱坞的刻板印象。

　　而这次，在《瞬息全宇宙》中的表现，她终于全方位地超越了自己。这是一部令人眩晕的作品，有混搭的类型和复杂的呈现，幻觉与现实、抽离与投入、反讽与温情、癫狂与温柔……一切矛盾都集合这个故事里，更集合在杨紫琼扮演的女主角身上。她要在不同的状态中切换、摇摆、衔接，让观众相信每一个“宇宙”中的角色。

　　这部投资仅仅2500万美元的电影，在票房上或许并不耀眼，但凭借杨紫琼的演技，也凭借导演的把控力，贡献了非常不同的观影体验。与此同时，杨紫琼自己或许也收获了从影几十年来最饱满、最复杂的演绎经历。一个奋斗半生的华裔女星就这样又一次突破了天花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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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撰文扬·克拉森（Jan Claassen）布赖恩·L.埃德洛（Brian L.Edlow）翻译臧迪

　　昏迷病人无法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看上去早已失去了意识。但科学家发现他们大脑深处潜藏着隐匿的意识，这很可能是他们能否苏醒甚至康复的关键。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1.神秘的昏迷

　　一个医疗小组围在玛丽亚·马祖尔克维奇（Maria Mazurkevich）的病床四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而她却什么都没做。7月里炎热的一天，30岁的马祖尔克维奇被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收治入院。在入院前数日，她在家中突然丧失了意识。起因是大脑血管破裂，出血区域对她大脑的关键区域造成巨大压迫。彼时，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的医护小组正在寻找能表明马祖尔克维奇可以听到他们的任何迹象。她当时还需要机械呼吸机辅助呼吸，生命体征平稳，但没表现出任何具备意识的迹象。

　　马祖尔克维奇的父母也在她的病床边问道：“我们能和女儿说话吗？她听到我们说话了吗？”但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在两位作者中，克拉森医生是马祖尔克维奇医疗小组的成员。当他要求马祖尔克维奇睁开眼睛、举起两根手指或者动动脚趾时，她一动不动。她的双眼也不会跟随视觉线索移动。然而，她的亲人仍认定她还“在那里” 。

　　马祖尔克维奇确实“在” 。医疗小组给她做了脑电图（EEG）——通过在头部放置传感器来监测大脑的电活动，同时要求她“持续开合右手”，然后“停止开合右手” 。尽管马祖尔克维奇的手没有任何动作，但在两种命令下，她的大脑活动模式表现出了差异。大脑的反应清楚地表明，她察觉到了这些指令，并发现这两种指令是不同的。此后大约过了一周，她的身体开始跟上大脑的步伐。伴随着细微的反应，马祖尔克维奇开始渐渐苏醒过来。不到一年，她几乎完全康复了，身体和认知能力都没有出现重大缺陷。现在，她已经成为一名药剂师。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2.隐匿的意识

　　马祖尔克维奇的经历展示了“隐匿意识”（covert consciousness）的存在：一种大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外部世界、身体却没有反应的状态。当医生使用先进的脑成像方法或复杂的脑电活动监测技术，对表现为昏迷或其他无反应状态的病人进行评估时，高达15%~20%的病人能表现出具备隐匿意识的迹象。但多数能探测到隐匿意识的技术和方法，直到近期才得到完善。

　　这些方法正在改变我们对昏迷和其他意识障碍疾病的理解。而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对于早期就发现拥有隐匿意识的病人，最终能完全恢复意识和认知功能的可能性更高。如果是在几十年前，这些发现可能会让绝大多数神经科医生和神经科学家大吃一惊。由此可见，识别这种隐藏的意识状态，以及研发如何与处在这种状态的病人交流的方法极为重要。

　　昏迷病人的标准定义为无意识、无法被唤醒、没有任何知觉或与外界环境互动的迹象。与处于深度睡眠中的人相比，由严重脑损伤导致昏迷的病人可能看起来并没有差别，只是大多数昏迷的病人不能自主呼吸，需要依靠呼吸机和人工气道的辅助。

　　一些人认为陷入昏迷很容易恢复，或者反之，认为昏迷后，人就进入了一种“活死人”状态——这两种极端的认知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现象，电影、小说等作品对于昏迷的通俗描述或许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例如，在电影《杀死比尔》中，乌玛·瑟曼饰演的新娘突然从长期昏迷中醒来，在没有任何喂养管辅助进食的情况下，她看起来营养充足、状态良好，在数小时内就完全恢复了体力。然而，现实远比电影情节更具挑战性，昏迷病人漫长的康复之路，总是伴随着各种频发的医疗并发症、身体机能退化等问题。他们恢复的进程在缓慢地小步前进，但也不得不走上许多回头路。严重脑损伤后昏迷的病人通常需要留置胃管以获取营养，接受气管切开术以通过颈部的人工气道呼吸，而后还要经历数周至数月的康复阶段。但身体恢复的过程总是多变且不可预测，即使对于像马祖尔克维奇一样最终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对昏迷病人过于悲观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所有这类病人都注定无法从昏迷中苏醒，直到最终离世，或者他们即使活下来也会伴有严重残疾。但对于一些病人而言，即便经历了长时间昏迷，他们仍有可能恢复意识、沟通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界对昏迷和意识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在20世纪60年代，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注意到，一些昏迷的病人睁开了眼睛，但没有表现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许多此类病人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至离世，这使得一些临床医生认为，一旦以这种方式失去意识，就不可能再恢复。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恢复意识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医学文献中。不同于昏迷，在植物状态下的病人可以睁闭双眼，但他们仍然无法做出自主反应。这些报道推动神经重症监护和康复医学领域发展出了更精细的分类，比如微意识状态。这一状态的特征是具备非言语反应，比如用眼睛追踪物体，或间歇性遵从指令。医生发现，病人的预后与所处的这些状态有关。例如，从植物状态转变为微意识状态的病人进一步康复的可能性更大。

　　在重症监护室，能及早发现并预测意识恢复往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通常家属需要在病人受伤后的10~14天内决定继续还是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此时外科手术是支持长期辅助呼吸和临床营养的必要治疗方法。此外，对于隐匿意识的诊断还可能会影响照护目标、疼痛管理、临床医生和家属的床旁诊疗操作和护理行为、抑郁和焦虑管理等相关的临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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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理解和诊断

　　那么对于临床医生和病人家属，要如何理解隐匿意识呢？我们可以从闭锁综合征的视角来了解一些概念。闭锁综合征的病人可能保留了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认知，但无法支配身体执行大多数运动动作。这一病症说明了仅基于运动功能去判断意识、思维能力和情绪表现的局限性。1966年，神经病学家弗雷德·普拉姆和杰罗姆·波斯纳在他们的专著《昏迷和木僵的诊断》（The Diagnosis of Stupor and Coma）中创造了术语“闭锁”。他们将大仲马的经典作品《基督山伯爵》中的诺瓦蒂埃·德·维尔福描述为“一具有着灵动双眸的尸体” 。在临床实践中，闭锁综合征的病人通常无法移动他们的四肢，但许多人可以稳定地控制他们的眼球上下移动，从而响应口头指令。一些病人也能眨眼或者做出其他细微的面部运动。

　　以闭锁状态生活的体验，被《ELLE》杂志的编辑让-多米尼克·博比生动地描绘了出来。1995年，让-多米尼克·博比突发中风，中风阻断了从大脑运动皮层到脊髓和四肢的信号传递，也导致他失去了说话和移动四肢的能力。此后，他开始用眼球的移动来与他的语言治疗师交流，并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于1997年出版）。这本书捕捉到了闭锁综合征病人可能会经历的恐惧、挫折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处于闭锁综合征状态的病人曾述说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

　　而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完全丧失了外在的运动反应，远甚于闭锁综合征的病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丧失了内心世界。2006年，美国西安大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M.欧文和同事检测了一名有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年轻女性，该病人拟诊为植物状态。医疗团队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对她进行了评估，该技术是通过追踪大脑中的血液动力反应来显示脑中的激活区域。在扫描过程中，临床医生要求她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正走过自己的房间。令欧文和同事惊讶的是，这位女士的大脑活跃程度与健康志愿者相当。而对比网球任务与步行任务，她的大脑活动模式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这表明她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大脑活动模式。

　　此后，临床医生在世界各地的病人中发现并确认了隐匿意识的存在，而这些病人有着不同类型的脑损伤。2017年，麻省总医院重症监护室接收了一批严重脑损伤病人，他们看起来对外界毫无知觉，但临床医生却在他们身上同样发现了隐匿意识。这表明隐匿意识不仅会发生在病人昏迷数周之后，也可能发生在近期受伤的急性期病人身上。为了诊断隐匿意识状态，临床医生使用不同的行为任务，比如要求病人开合双手，或者想象自己正在游泳，同时他们借助脑电图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记录病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的脑响应。尽管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但世界各地的多个研究小组已经能再现这些脑响应。具有隐匿意识的病人在被要求移动身体部位或想象做某项活动时，可以有意地改变他们的大脑模式。但从表象上看，他们的身体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试图完成指示运动的迹象。

　　然而，我们对这种认知功能超过运动表达的状态仍然知之甚少，而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也都有局限性。这些方法可能无法在一些后来恢复意识的病人中检测到有意的大脑活动。同时，这两种技术还可能受到镇静药物的干扰，而镇静药物是保障大多数危重病人安全或舒适的前提。此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常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房。这意味着，想要做磁共振扫描，就需要将身体状况不稳定的病人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机房中，这一过程很可能会置他们于危险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磁共振成像的重复测量过程并不容易，因此它只能提供短时间内病人意识水平的快照。脑电图的设备倒是可以经常放在病床旁进行检测，它能在不同的时间内捕捉意识水平的快照——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重症监护室里其他医疗设备产生的电子噪声会影响脑电图读取到的信号，导致测试反映的是伪迹而不是真实脑活动。

　　尽管这两种方法仍然需要改进，但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可以用来诊断隐匿意识，它们也已经在美国（2018年）和欧洲（2020年）的临床指南中得到认可。如我们研究小组在2019年发表的工作所展示的（2022年也再度证实），如果能在病人脑损伤后的早期探测到隐匿意识的存在，就可以预测病人在随后也能出现意识恢复的表现。预测还可以具体到行为的恢复、长期功能的恢复以及恢复的速度。而在此类研究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一群科学家于2019年共同发起了“昏迷治愈行动” 。这是一个由神经重症监护学会牵头的国际合作项目，旨在引导医疗资源和公众关注这一疾病，达成研发促进意识恢复新疗法的目标。

　　神经病学家正尝试开发一种测试手段，用来判断哪些病人可能处于隐匿意识状态，从而为选出的病人做进一步的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检测。虽然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正在努力开发这种筛查方法，但进展缓慢。这是因为隐匿意识出现的结构和功能性机制尚不明确，临床医生无法明确具体需要寻找些什么。最近的研究表明，脑损伤切断了丘脑——一个在身体和大脑之间传递运动信号和感觉信息的区域——与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大脑皮层之间的联系，这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然而，导致病人运动功能障碍、同时却具有隐匿意识的，可能并非单一类型的损伤，而是多部位出现的多种损伤的组合。严重脑损伤病人的意识水平会经常波动，也使得检测隐匿意识的临床工作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意识水平的波动意味着单次评估可能会遗漏重要的信号，因此病人可能需要接受多次测试。

　　4.与昏迷者沟通

　　基于最近有关隐匿意识的发现，研究人员正试图借助脑机接口设备与这些病人重新建立联系并进行沟通。当医生要求病人在电脑屏幕上移动鼠标光标时，这些设备可以记录病人大脑的电活动。通过“训练”，计算机将“学习”识别病人试图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移动光标时脑中产生的生理信号。一旦训练完成，脑机接口设备就可以通过识别大脑模式来帮助病人用意念控制光标。这些病人甚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选择字母，实现拼写出单词。

　　显然，脑机接口设备将是隐匿意识病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理想途径。但若想使用这种技术，还需要克服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对那些急性脑损伤病人而言。这些病人的持续注意能力可能已受到损伤，因此长时程的脑机接口训练通常不太可行。此外，重症监护室繁忙嘈杂的环境也不是进行脑机接口训练的理想场地。回到本文开篇描述的案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具有隐匿意识，而且她最终恢复情况极好，但她在当时也没能激活脑机接口，实现与医疗团队或家人的沟通。

　　事实上，隐匿意识病人与外界的沟通也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实现。几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马丁·蒙蒂曾研究过一组无行为反应的病人，他尝试用磁共振成像法判断他们是否具备隐匿意识。蒙蒂想探究的是，通过识别不同的功能性磁共振激活模式，判断病人是不是可以准确地回答出“ 是”或“否”。这项工作需要实时地分析成像数据，因此需要协调大量不同种类的技术。参考欧文在2006年的研究，蒙蒂也让病人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者正走过自己的公寓。不同之处在于，蒙蒂并非单纯地寻找大脑活动的信号，他更想知道病人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是否好到可以做出准确的应答。他告诉病人，如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 是”，那么就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就想象正走过自己的家。最终，蒙蒂在研究对象中识别出一位能使用这种方案进行稳定交流的病人——他创建了一种大脑活动模式用于回答“ 是” ，另一种模式用于回答“否” 。尽管对于这一方案能否扩展到更广泛的应用还存在疑问，但他的研究表明，与处于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进行沟通是可能的。

　　若想进一步改善与隐匿意识病人的沟通，需要在床旁使用可靠的工具来识别他们。目前，许多研究团队正在开发更先进的沟通技术，比如脑电图技术，因为它更容易纳入重症监护室的临床常规中。而在使用脑机接口设备时，也可以结合大脑活动信号之外的生物信号，比如心率，这样就可以通过算法解码病人控制计算机的意图，提高识别的准确性。

　　对隐匿意识的诊断和探索，除了能解决救护危重病人这一紧迫的问题外，还具有探索人类心智的潜力。意识是我们之所以为人这种体验的根本，但在隐匿意识状态下，意识与行为却是分离的。那么隐匿意识病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是什么呢？可以说，对隐匿意识的检测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个体人格和自主性的抽象理解。目前，我们还无法通过脑机接口与隐匿意识病人进行深入交流。而迄今为止，那些恢复了沟通能力的隐匿意识病人在之后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不记得有隐匿意识的经历。比如，马祖尔克维奇并不能回忆起她在重症监护室昏迷那段时间里的任何事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隐匿意识的经历仍然是一个谜。

　　但不管隐匿意识的发生机制如何神秘，医生都必须利用所有可用的技术和资源，在那些似乎没有任何反应的病人身上寻找是否有意识存在，这是对医生的道德约束，它并不神秘。在“昏迷治愈行动”的引导下，增加获取这些技术和资源的机会已是医学界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挑战。有了这些工具，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所有隐匿意识病人都能为自己发声的未来。

　　（本文译者臧迪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意识缺失状态的神经基础、意识障碍的神经影像诊断与神经调控治疗）

　　（图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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