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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丨电竞“名嘴”管泽元：解说不能只在意金句******

　　“究竟什么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从差一点无缘季后赛，到最终杀进决赛。Deft最后一舞还在继续，他甚至站在了舞台的正中央！”

　　在英雄联盟S12半决赛第四局，DRX推掉GEN 的水晶后，以黑马之姿闯进了S12决赛。管泽元的声音一如既往充满激情，尽管被淘汰的GEN是他喜欢的战队。

　　入行八年，管泽元和中国电竞一同成长。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电竞解说的招牌之一，“跨界”之旅更是颇受好评。这些经历，让管泽元对解说、对电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鸟巢

　　“小时候，从家一出来就能看到鸟巢，见证它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起来。鸟巢叫国家体育场，它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体育象征。”

　　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次承办S赛，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冠亚军决赛在鸟巢举行。于管泽元而言，那是他解说生涯迄今颇为难忘的一场比赛，也是职业生涯的重要一环。

　　决赛开场环节壮观而热烈，周杰伦现场为观众献唱，场面之盛大不逊色于任何赛事。

　　但对于很多中国电竞观众来说，那是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回忆。因为最终在鸟巢登场比赛的，是两支来自韩国LCK赛区的战队。

S7决赛海报。图片来源：英雄联盟赛事官博。

　　彼时，中国电竞正走在飞速发展的道路，以英雄联盟项目为例，更多资本进入职业战队，受众市场不断增大。次年举办的S8比赛中，iG在韩国为LPL赛区拿下了历史上第一个S赛冠军。

　　直至今天，英雄联盟仍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竞项目之一。此外，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项目的赛事也日渐红火。过去十年，中国电竞行业迎来了飞速发展。

　　2014年开始解说生涯的管泽元身处其中，真切感受到了变化的发生。“第一是受众影响，大家对电竞的接受程度更高。其次出现了非常多伴生的产业。另外，中国电竞项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跟我刚入行那会是不一样的。”

　　解说

　　S12期间，管泽元的预测频频登上微博热搜。当然，LPL战队在S12 的表现，没有几个人事前能预测正确。

管泽元为S12决赛解说之一。图片来源：英雄联盟赛事官博。

　　“毒奶” 是管泽元身上一张著名的标签，这起源于几次不成功但令人印象深刻的预测。实际上，他也有很多次预测正确，由于“幸存者偏差” ，往往被人们忽略。

　　“大家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梗去玩，我也欣然接受。但认真讲，任何预测在没有出现结果前都是不确定的。现在为了避免再有类似情况，我尽量避免参与预测。”

　　“毒奶”这张标签只是锦上添花的点缀，管泽元一路走到今天，成为S赛决赛解说台上的常客，更多是因为专业、努力与热爱。

　　就如同S12半决赛GEN被DRX淘汰后，管泽元那番解说词所展现出来的——他有着自己支持的战队，更在工作中保持着超出战队、赛区局限的纯粹热爱，这正是电竞行业很多从业者所缺少的。

图片来源：英雄联盟赛事官博。

　　尽管解说时金句频出，但管泽元对此并没有刻意追求。“解说工作，在一局甚至一周的比赛里，90%的时间需要稳定地娓娓道来，不出问题。或许有10% 是高潮，但不可能满脑子想着这10% 。”

　　伴随着电竞赛事日渐红火，站在台前的从业者们逐渐成为公众人物，赞美与争议也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管泽元对此看得很谈，在他眼中，既然是表达者，就要接受被误解。“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不可能所有人都理解你，更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同你。”

　　破圈

　　无论是欧冠、NBA 的解说台，抑或少年偶像参加的运动综艺，如今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管泽元的身影。

　　“年轻时也是在天上摘星星的人，到这个时候宁愿在泥地里打滚也要把球给救回来。”客串NBA解说时，管泽元形容格里芬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很多老球迷。

受访者供图。

　　在中国电竞行业追求大众化、追求“破圈” 的时候，管泽元成为了走在最前面的人之一。他跨界的成功，更多是由于自身职业素养过硬。其他领域的观众喜欢他不因为他是“电竞解说”管泽元，而因为他是对这些项目“了解而热爱”的管泽元。

　　涉足篮球、足球等崭新领域，让管泽元有了横向对比的机会。“在中国，电竞的实力以及整个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程度都是最好的那一批。我去解说其他项目的比赛，更多还是别人的比赛，本土化方面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电竞赛事直播制作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制作跟直转播的规模以及质量上，我觉得电竞现在是最牛的。以英雄联盟电竞转播规模和制作水准举例，比起很多传统项目要好太多了。”

　　尽管如此，与历史久远的传统体育行业相比，电竞在文化底蕴方面有着天然的劣势。管泽元认为，以电竞的运行方式和年限，很难出现像传统体育那样的文化，也很难通过单一项目产生文化层面的东西。

北京，夜色中的国家体育场“鸟巢”点亮绚丽灯光。中新社记者易海菲摄

　　“电竞作为一个概括词，包含了太多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项目，电竞的单一项目很难持续较长时间。”他说，电竞行业从业者们目前主要在做的，还是服务眼前的观众和赛事。

　　采访摘要

　　Q ：你的解说生涯伴随着中国电竞行业的发展，你觉得其改变最大的是哪方面？

　　A ：第一是受众影响，大家对电竞的接受程度更高，电竞赛事赞助商的阵容越来越强大、直转播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各个平台渠道以及媒体都在做跟电竞相关的事情。

　　第二就是出现了非常多伴生的产业。第三是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在电竞这个项目上的影响力，跟我刚入行那会是不一样的。

　　Q ：你认为LPL 的“周末饭堂夜”这类节目，是不是关于电竞文化的有益尝试？

　　A ：我个人认为以电竞的运行方式和年限，很难出现像传统体育那样的文化，也很难通过单一项目产生文化层面的东西。

　　电竞作为一个概括词，包含了太多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项目，电竞的单一项目很难持续较长时间。我们这些节目在努力，但是目前真正的意义还是服务观众和赛事。

　　Q：你曾解说NBA 、欧冠等比赛，是电竞“破圈” 的代表。你觉得传统体育和电竞之间差异最大的是什么？

　　A ：我个人而言，解说工作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电竞解说是所有项目解说中最困难的，也是要求最高的。

　　在中国，电竞的实力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程度都是最好的那一批，我去解说其他项目的比赛，更多还是别人的比赛，本土化方面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在制作跟直转播的规模以及质量上，我觉得电竞现在是最牛的。以英雄联盟电竞转播规模和制作水准为例，比起很多传统项目要好太多了。

　　Q ：电竞项目解说在光鲜背后，是否也有不为人知的困难？

　　A：任何事情你想把它做好，背后一定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和代价。应该去学会接受所有它带来的好的和坏的，没有觉得有那么多行业辛酸。

　　你要接受你是表达者，被误解就是表达者的使命，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不可能所有人都理解你，更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同你。

　　Q：你觉得电竞解说和电竞选手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A：应该处于一种稍有配合但尽量不要有过多接触或者连带的关系。

　　毕竟解说是剥离于赛场之外的职业，并没有参与到竞技本身。可以有轻度的关联，比如说有一些专业性的问题，私下请教一下选手，或者说通过官方节目，跟一些选手建立比较良好的交流，但是在解说这份工作当中，你对他们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Q：在你解说过的比赛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场？

　　A ：应该就是2017年在鸟巢解说比赛。我是北京人，家在四环边上。小的时候，从家一出来就能看到鸟巢，能看到它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起来。

　　申奥成功后，作为一个北京人就有那种自豪感——北京要承办奥运会了。鸟巢叫国家体育场，它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体育象征。有一天，你因为工作做得不错，有机会可以在里面去工作。那是你从小看到大，一直仰慕的东西。

　　Q ：你的解说语录有很多，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句？

　　A ：解说工作本身是很难复制的。我会去避免说同样内容，哪怕我觉得它真的很好，但我最多说两次。如果作为一个解说，你在意的是所谓的金句，你很难把工作做好。

　　解说工作，可能一局游戏甚至一周的比赛里，90%的时间需要做的都是稳定地娓娓道来，不出问题，可能有10% 是高潮，但不可能满脑子想着这10%，更需要注意的是怎么让观众舒服。

　　Q：对于自己所谓的“毒奶”体质，你如何看待？

　　A：大家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梗去玩，我也欣然接受，但认真讲，任何预测在没有出现结果之前都是不确定的。

　　最开始出现这个事的时候，我确实预测错的比较多，其实我之后也很多次预测对，但没有人注意。现在为了避免再有类似情况，我尽量避免参与预测。

　　Q：你也是资深足球迷，卡塔尔世界杯马上开幕了，有没有支持的球队？

　　A：这还真没有。世界杯肯定最支持的是自己国家，但是在世界杯咱没有国家队。我可能就都看看，没有说特别支持的队伍。

　　跟最喜欢的俱乐部相关，所以皇马球员肯定会格外关注，要硬说我觉得今年巴西可能会多关注，也是因为它有比较多皇马年轻一代的球员。加之我在足球启蒙的时候巴西强，是比较喜欢巴西国家队的。

　　Q ：很多年轻人想做职业电竞解说，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A ：如今，入行电竞行业是比较简单的事情。现在电竞项目、经纪公司都有非常固定且公开的面向社会、校园的招聘，不太会求职无门。

　　你要做的就是加强自己，无论是学历，还是专业能力。

　　Q ：一些青少年梦想成为职业选手，你作为职业解说和玩家，想给他们什么建议？

　　A ：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太会出现你想打职业，实力够，但你没有门路这种情况。

　　任何竞技游戏现在都有其自己的排行榜，只要你的实力够，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玩游戏就能找到工作，因为只要排名够高，就会有人来问你要不要去打职业。

　　如果你现在想打，努力一段时间，还没有任何人接触你，没有找到所谓的门路，可能你真的不适合这件事。

　　(记者王昊)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 ，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 。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 ，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 ，“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 ，《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 ，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 ，《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 ，《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 ，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 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 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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