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 :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 。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 ,近日 ,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 :生育第一个子女 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 ,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 ,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 ,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 ;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 ,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 ,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 ,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 ,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 ,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 ,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 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 ,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 ,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 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 ,自2021年以来 ,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比较而言 ,市县 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 ,以现金补贴为主 ,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 ,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 、教育负担 。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 ,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 ,直至孩子3岁 。
后来 ,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 ;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 ,湖南、吉林、黑龙江 、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 ,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
相较于省级层面 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 的措施 。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 的户籍均在该市 ,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 的家庭 ,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 ,每月补贴200元 、400元 ,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
值得注意 的 是 ,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 。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 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 ,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 、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 的政府补助 ,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 的政府补助 。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 ,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 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 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 的给予80% 的补贴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 ,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 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 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 ,其恢复生育手术 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 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 的政策 ,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 ,第二种 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 的建设 ,第三种是时间支持 ,比如育儿假 、产假等 。”
任远同时指出 ,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 ,“在经济发达地区 ,育儿补贴 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因为在这些城市中 的生育成本 、儿童养育 、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 ,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 。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生活成本比较低 ,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 ,同样 的育儿补贴 ,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 ,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 ,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 、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 ,来提供相适应 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 是来自工作和家庭 的冲突,女性 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 ,此外 ,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 ,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 的支持上 ,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 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 的起草说明中指出 ,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 ,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0年 ,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 。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 ,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 ,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 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 ,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 ,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 ,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 ,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 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 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 ,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
“日本、韩国生育率 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 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 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 的支持作用有限 。”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 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 ,使一些希望生育但 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 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 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 ,“比如我国 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 ,但 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 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 的满足 ,我们 的生育水平 是能够提高 的 。”同时 ,任远提出 ,在更深层次来看 ,在现代社会 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 ,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 ,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 ,人们 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 ,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 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 ,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 ,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 ,形成了‘只生一个’ 的生育文化 ,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 ,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 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 ,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 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 的发展逐步减弱 ,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 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 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 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 ,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 ,才能提高人们 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 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