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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 的女儿》 ：国产悬疑网剧叙事缺陷 的一个缩影******

　　作者 ：郑焕钊

　　作为“迷雾剧场” 的新一季剧集 ，《回来 的女儿》 的开播引发了观众 的关注与热议 ，因其剧情的“烧脑”与演员表演的在线而备受吹捧，甚至高赞“迷雾剧场回归” 。但剧集过半 ，后续剧情 的松垮与叙事的合理性遭遇观众质疑，导致口碑不断下滑 ，收官时豆瓣评分降至及格线 。可以说 ，《回来 的女儿》难逃“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口碑前高后低、观众期待落空 的命运 ，而其叙事缺陷也成为国产悬疑网剧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

　　如果从2017年《无证之罪》算起 ，以“迷雾剧场”为代表 的国产悬疑网剧已成为一个颇具细分类型 的网剧类型 。得益于欧美日悬疑影视作品的类型模式的发展 ，以及紫金陈小说原作 的文学基础 ，还有一批具有欧美影视专业背景的导演的加入 ，国产悬疑网剧掀起了创作的热潮 ：在《无证之罪》《白日追凶》引发观众期待之后 ，2020年《隐秘 的角落》《沉默 的真相》 的火爆与高口碑更奠定了“迷雾剧场” 的行业剧地位 ，催生悬疑剧投资制作的热潮。然而此后 ，《再见那一天》《八角亭迷雾》《谁是凶手》《致命愿望》《淘金》等剧集，尽管聚集了不容小觑的演员阵容、制作团队，但悬疑叙事本身存在 的缺陷 ，导致“迷雾剧场”原创剧本的探索之路并不顺利，呈现出原创国产悬疑网剧整体性 的行业困境。

　　从总体上看，包括“迷雾剧场”在内 的国产悬疑网剧走 的 是一条“悬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派”推理 的叙事模式 。这种选择，既与本土影视剧现实题材的政策倡导有关 ，也是网剧制作者试图打破类型界限，以现实话题性进行受众破圈的传播策略。而在更深层次上 ，凸显家庭人性与社会议题的题材性，也 是本土影视剧一贯 的文化惯例 。因而在“犯罪”“悬疑”的标签之下，“迷雾剧场”的大多数剧目凸显原生家庭 、社会权力等所带来的人性罪恶。比如《隐秘 的角落》《八角亭迷雾》《非常目击》《十日游戏》等都涉及中国人特别关切 的家庭关系问题 。与注重侦探解谜过程的硬推理不同，社会派推理悬疑剧更注重社会性因素与人性问题 的深度融合 ，其解谜过程在于一步一步展现深层次的人性罪恶，更注重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全员作恶 的深层社会问题 。比如《沉默 的真相》所揭示的社会与权力体系。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性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性的悬疑谜题之间 是一种紧密 的结合：需要在“抛谜-解谜-揭谜”的叙事过程中 ，构建扎实 的细节 、情节与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使类型叙事与社会问题获得深层次 的融合 。以此衡量 ，《回来 的女儿》就颇具代表性地暴露出本土悬疑网剧所共同面临的叙事缺陷 。

　　《回来的女儿》仍旧是一部以家庭悬疑为主题的社会派推理网剧。剧集以1997年的中国西南部因三线建设而发展起来 的潭岭县为背景 ，讲述介山福利院收养 的少女陈佑希，因在县化肥厂办主任李承东家做居家保姆 的好友小秀在发现李家秘密后离奇失踪，为寻找小秀失踪之谜，逃离福利院来到潭岭，并假装李家失踪多年 的女儿李文文潜入李家寻找线索。剧集以陈佑希作为“闯入者”的视角，在小秀的“准男友”程威 的帮助下 ，通过与其“妈妈”廖穗芳、“爸爸”李承东 、廖穗芳 的情人王重江等人的多重角力与周旋中，逐渐发现李家诸人 的秘密与罪恶。作为一部家庭悬疑剧 ，《回来 的女儿》着重聚焦于由命案所牵涉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欲人性之间的博弈，人物如何在各种人性动机与行动中所构成的“猎者”与“猎物”、强者与弱者之间关系 的不断反转 ：作为“闯入者” 的陈佑希看似掌握主动 ，实际上其身份底细与行动皆在廖穗芳的掌握之中 ；而在婚姻关系中弱势的丈夫李承东为留住廖穗芳表现得十分卑微顺从 ，实际上恰恰是心机最深 的作恶者；而精神弱智的李文卓看似善良无力， 是否是真正 的杀人凶手……剧集由此带来关于究竟是谁杀死小秀、李文文死亡之谜以及李文卓究竟是真傻还 是假傻等疑问 。梅婷饰演 的廖穗芳看似柔弱背后 的冷静与情欲 、王砚辉饰演 的李承东表面老实 、卑微而实则阴险 的复杂性格，使这种人物之间 的反转关系与命案背后的人性隐晦层面得以较好的呈现。

　　然而，与“迷雾剧场”其他 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剧类似，《回来 的女儿》存在三个明显的叙事缺陷 ，使演员精湛 的表演与人物关系反差所建构的叙事张力仍无法拯救其口碑命运 ：

　　首先 ，作为社会派推理的悬疑剧，其现实问题意识没有深入到叙事的内在肌理 ，停留在表层 的时代氛围与浅层 的心理意识层面 ，未能成为深层次人物行为动机 的一部分，而正因此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时代装饰感”弊病。尽管导演吕行自己强调创作的类型化与问题意识 ，并且发文强调其叙事中着力要表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存在 的集资潮 、三线建设与下岗潮、收容遣送制度 、气功热等背景对于其时人物心态命运 的关系 ，但从剧集叙事来看，这些并未能真正形成其叙事深层次 的逻辑 ，也未能成为线索的构成部分 。剧中最重要 的背景可以说 是化肥厂的衰落与工人下岗，这构成李承东心理失落 的时代背景 ，以及脆弱的“自豪感”（作为厂长红人用以在廖穗芳面前炫耀） ，但真正构成他与廖穗芳之间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欲望与廖穗芳对他没有爱情之间 。同样，与他构成情敌的王重江背后所牵涉 的财富发家的社会语境 ，以及其复杂关系（如何从化肥厂出来，经历了什么，为何人们趋附集资 ，又如何出事）如何对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影像，在剧中语焉不详 ，没有给予交代与呈现，更没有进入叙事 的脉络之中。王重江情节线及其背后 的社会性问题意识的弱化，最终难以支撑起导演的意图与叙事背景所可能带来的叙事意义，而最终沦为一种简单的背景装饰 。

　　其次，作为类型化叙事，无论是社会派推理还是本格推理，都需要遵循“谜题的抛出——证据 的显现——谜底 的揭示”贯穿一体 的基本逻辑 ，使剧情 的进展与观众 的参与形成一种相互追逐 的智性角力 ，但《回来的女儿》存在着明显的“谜题丢失”的问题 ，导致叙事进展与观众参与之间的割裂。在剧情的前半段 ，《回来 的女儿》抛出了至少4个谜题 ：（1）猴面具男的身份之谜；（2）小秀离开或死亡之谜（ 是否离开？小秀 的真实人格 是什么 ？小秀是谁杀的 ？小秀怎么死的？小秀 的尸体如何处理 ？）（3）李文卓是否真 的烧坏脑子以及 是否杀人之谜；（4）李文文 的失踪与死亡之谜等等 。这些问题都导向一种“全员作恶” 的指向 ，也使一个时代语境背后的人性之普遍罪恶 的批判性成为观众期待 的主题 的可能建构 。然而 ，剧集抛出了问题之后 ，情节不断翻转 ，问题焦点不断变化，而对于最初抛出的谜题 ，竟以一种毫不费力 、与叙事剥离的方式来揭示谜底 ：比如猴面具男只不过 是一个流闯犯，并巧合地揭示了李文文死于洗衣机 的谜 。而为何猴面具男每次出现的时候李文卓也在场？又比如，小秀究竟 是一个怎样 的人，她的死与其真实的人格之间 是否具有关系 ？……这些疑问在剧中都没有给出清晰 的答案。剧集尽管给出很多零碎的线索 ，但王重江 的正面性格与轻巧死亡 ，导致大量冗余细节与情节的无效 。而最终以李承东一人作为作恶与承罪主体 ，也与观众对于全员作恶的猜想背道而驰，极大地削弱了叙事的智性与主题的深度。

　　第三，从悬疑叙事的层面上，叙事合理性 是悬疑剧成功与否 的最关键因素，细节 、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合理性构成悬疑叙事合理性三个关键要素，但《回来 的女儿》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合理性缺陷 。比如廖穗芳到程威奶奶家找陈佑希 的东西，一眼瞥向墙上程威父母 的照片这一细节 ，就与叙事没有必然的关系 ；作为精神病院 的病人 ，萌萌是如何获得精神病院 的钥匙自如出入也令人质疑；而在一部依靠扎实的现实细节支撑的悬疑剧中 ，以“飞走 的蝴蝶”三次出现来作为李文卓与李文文关系 的确认细节也显得突兀。在情节合理性上 ，备受诟病的是为何王重江家可以任人自由出入 ，以至于程威可以两次潜入偷换化验血液以及偷走录像带；而廖穗芳在看到DNA报告上明显作假 的报告时为何如此平静？更进一步 ，从性格上，如此精明细心 的廖穗芳在最后一集去往公安局之前毫无防备地喝下李承东 的毒汤？而陈佑希既能洞察李承东撒谎承认杀死小秀却在李文卓说自己掐了小秀后如此失控？等等 ，都使观众困惑不解，这种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前后割裂 ，正 是对叙事合理性 的严重损害。

　　《回来 的女儿》的上述问题，正是“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所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没有紫金陈原著小说改编 的情况下，原创性 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叙事剧本 的创作 ，及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意识的叙事融入 、类型化谜题叙事 的建构与逻辑合理性 的扎实构建 ，都 是考验本土悬疑网剧创作的关键性问题。而如何摆脱“时代装饰感”而让人性罪恶问题获得深度的社会性表征、如何避免“谜题丢失”而让悬疑叙事得以形成观众参与 的叙事张力，以及如何透过逻辑贯通的多层次合理性让悬疑叙事获得坚实的细节支撑 ，从根本上决定本土原创悬疑网剧能走多远。

　　（作者郑焕钊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用人单位自订“土规定”解聘员工为何违法******

　　近日，北京二中院披露了一起劳动纠纷案，用人单位以员工张某绩效考核不合格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法院判决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双方应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澎湃新闻1月31日)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用人单位解雇员工，必须符合特定条件。劳动合同法规定 ，只有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等六种情形下，用人单位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此外 ，在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等三种情形下，用人单位虽然也能解雇员工 ，但必须“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

　　严格的法律条款，保护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但也有一些用人单位试图用“小动作”绕过法律规定 。其中，自定一份内部规章制度，将绩效考核结果与员工去留实行挂钩 ，是很常见 的做法。这些单位一旦遇到员工考核结果不达标 的情况 ，就可能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不能胜任工作”为由 ，将员工“炒鱿鱼” 。

　　北京二中院披露的这起纠纷也是如此 。涉案用人单位早早制订了自己 的绩效管理办法 ，规定企业有权对考核结果为待改进 的员工予以解聘处理，无须支付任何补偿或赔偿 。乍看上去，解聘当事员工 ，似乎 是企业依规行事 。但在法院看来，企业自订 的“土规定”并不能改变这种行为的违法属性。

　　根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而不能自行其是，不把员工利益放在眼里。劳动立法之所以如此设计 ，正 是为了避免用人单位自定“霸王条款”，侵犯劳动者权益 。

　　一个用人单位，对员工最严厉 的处罚 ，莫过于解聘开除 。绩效考核反映 的 是员工工作实绩 ，并不能与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混为一谈 。一个绩效考核不合格的员工，就算“不胜任工作”，法律也规定了“挽救措施”，要求先“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其工作岗位”，这也体现了法律以人为本 的温度。

　　在这起纠纷中 ，员工张某既没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也没有犯多大 的过错 ，给用人单位造成多重的损失，入职后若干年的表现，也都在“合格线”以上。数次考核结果为“待改进” ，直接就“一棒子打死”，砸掉养家糊口的饭碗 ，于情于理于法 ，都说不过去。

　　基于现实生活的丰富性 、立法 的抽象性，任何法律条款都不可能穷尽一切现象，劳动立法也 是如此。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在这起劳动纠纷案件中，法院通过掷地有声 的司法判决 ，明确员工考核不合格不是解除劳动合同 的充分理由 ，为用人单位划定了一条清晰的法治红线，张扬了从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立法精神 。(中国青年报 刘婷婷)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