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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科书 ：教育转型发展的必选项******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 ，因而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重点 ，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 。教育作为影响国家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 的重要因素，更 是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领域。新冠肺炎疫情 的发展 ，也使得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成为全球教育不得不采用的新形态 。可以说 ，顺应经济数字发展要求 ，满足学生不受时空限制 的大规模学习需求，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关乎世界各国教育生存发展 的必选项 。

　　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使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撬动因素之一。数字化教材，即以数字形态存在 、可装载于数字终端阅读、可动态更新内容、可及时记录交互轨迹 的新型学习材料。数字教材 是国家教材 的新类型，既有教材的一般属性 ，即它是关联教与学的核心纽带， 是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载体，也有信息技术产品 的一般属性 ，即开放性、个性化 、交互性等 。因而，数字化教材被视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及教育改革 的重要支点 ，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 。世界各国基于各自国情基础和需要，积极探索数字教科书的应用、推广、师资培训、使用效果和评价指标 ，以构建本国的数字教科书使用体系 ，保障数字教科书 的科学有效使用。

　　政府 是数字教科书 的主要推动者

　　数字教科书不同于一般 的数字教育资源，隶属于教科书系列 ，事关“培养什么人 ，为谁培养人” 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多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专项计划 的形式来推广本国数字教科书 的使用。

　　韩国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数字教科书且已有成效的国家之一 。这同韩国政府二十年来的持续推行密不可分。早在2002—2006年 ，韩国政府便开始探索建立数字教科书模型。2007年 ，韩国教育部宣布实施中长期“数字教科书商业推广计划（2007—2011）”，开始进行数字教科书试点，测试数字教科书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2011年，韩国教育部宣布“促进智慧教育的行动计划” ，主要任务便是开发和应用数字教科书。2013年，韩国宣布“数字教科书开发和调整计划” ，正式启用数字教科书教学 ，课堂上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并行使用 。2016年，韩国教育部公布“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 的国家指定/授权中小学数字教科书分类（提案）” ，开发易于实施 、以学习者为中心 、多媒体分级的数字教科书 。2018年，数字教科书逐步在普通学校全面推广和应用。根据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2021年发布的教育白皮书，从2014年到2021年 ，韩国全境使用数字教科书 的中小学由163所增长到10755所 。

　　法国政府较为重视在农村地区推行数字教科书 ，以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和全国 的教育公平水平 。2009年，法国政府拨发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即“数字农村学校项目”主要用于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同年，法国政府推行了一项数字教科书试点计划，向来自12个学区 的69所初中的一、二年级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 ，包括法语、历史 、地理 、数学 、物理 、化学等学科。该项目于2016年5月结束，累计为15000多名学生和1500多名教师提供了数字教科书。2016年，法国教育部又联合投资总署实施“创新的数字学校和农村计划” ，用于支持农村地区小学 的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学校的带宽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教育部下属的教学项目、教师专业发展和数字发展办公室负责数字教科书推广相关工作 ，如开发在线平台 、组织教师培训并提供多学科课程教育资源 。

　　美国 的数字教科书推广也 是政府行为 ，但由州政府先发起，联邦政府支持肯定，再颁布全国计划。美国第一个数字教科书项目 ，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9年提出 的“免费数字教科书计划”，同年，加州法案通过允许K-12公立学区为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 的规定，允许地方购买达到国家规定 的幼儿园和1—8年级数字教科书，以及达到州政府标准的9—12年级数字教科书 。2012年10月 ，时任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呼吁全国学校尽快采用数字教科书。随后 ，美国教育部与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布《数字教科书指导手册》，构建了数字教科书建设的系统框架 ，用于指导全美的数字教科书事业发展。但美国政府并未全权领导和推动数字教科书事宜，2001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 是主要 的执行推动者，该协会以推动全美教科书电子化为使命 ，并同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发布《美国数字化教科书发展报告》，提供相关 的数字教科书资源和软件，引领和支持各州 的数字教科书发展。

　　数字教科书有效运行需要持续投入

　　数字教科书 的数字属性 ，对国家信息化水平 、校园和家庭信息化条件 、终端设备等均提出了要求。同时 ，信息技术发展迅速 ，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率极高 ，进一步抬高了数字教科书的使用成本 。面对这个客观现实 ，各国 的应对策略不同 ，但均持多元路径 、积极投入的态度 。

　　法国在“数字教育战略”规划下，为加强学生数字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激发教学创新，在学校 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2013—2017年便投入了约23亿欧元 ，为中小学师生配备高水平 的数字化和网络数字设备 。

　　德国2019年正式启动“中小学数字化协议”项目，计划此后五年每年投入5亿欧元用于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 。2020年，德国在向欧盟提交 的《国家恢复和复原力计划》申请中，明确设置了专项资金支持“教育数字化”计划 ，用于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技能 的数字设备支出，以及开发德国数字教育平台。

　　韩国科技部发布《2021年数字新政行动计划》，将资助128亿韩元为“教科书试点项目”完善硬件设施，为累计270000间中小学教室安装高性能Wi-Fi，提供约80000台平板电脑。此外 ，为丰富数字教科书内容 ，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完善《促进远程教育框架法》的立法工作，并修订《教育用著作权作品指南》以扩大中小学教育用著作权作品范围 。

　　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两种路径

　　不同国家 的数字教科书开发模式不同 ，也会影响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 的方式 。

　　在韩国，数字教科书 是由教育部主导开发与部分授权相结合。根据课程和学习阶段 ，数字教科书有不同的授权和批准系统 ，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小学三 、四年级 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国家指定开发 ，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私人出版商开发 、政府部门验收授权后投入使用 。因而 ，在经历了国家主导开发或授权审查后的数字教科书，可以直接推行至学校。当然，这种推行并非是全面铺开，而是试点制逐步推行 。2007年 ，在数字教科书推行 的初始阶段，韩国教育部选择了小学五 、六年级的部分科目，首期选了20个试点学校 ，后扩大到100所。至2020年，韩国教育部的报告表明 ，小学三 、四年级 、初中一年级 的社会研究 、科学 、英语科目 ，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到三年级的社会研究 、科学和英语，以及高中三年 的英语科目，都应用了国家授权 的数字教科书 。换言之 ，除了小学低段的一、二年级 ，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其余年级的部分学科已经应用数字教科书 。

　　在美国 ，各州政府会参考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供的数字教科书采购指南 ，组织相关部门对出版商开发的数字教科书进行审核 ，通过后投入学校使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 ，教学质量委员会作为州教育部门 的咨询机构，负责监管数字教科书评审、建议和任命专家审查小组成员 ，小组成员一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等教学评审专家 ，以及专门负责内容审查 的专家。教学质量委员会在参考专家审查意见的基础上，为州政府提交数字教科书审查报告 。与此同时 ，教学质量委员会还会收集整理公众对数字教科书的审阅和评论，并撰写研究报告 。州政府综合这两份报告 ，并召开三次公开听证会，充分考虑民众意见后，发布教科书采购清单，供所在州和地区的学校参考 。

　　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多元成效

　　从理论上来说 ，数字教科书可以通过互动性和多媒体功能 ，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知识，也可以增强学生 的信息素养，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等 。换言之，只有对学生发展真正起到独特而不可替代 的作用 ，才是数字教科书存在和发展 的根本依据。

　　韩国学者使用个案研究 、访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课堂上使用数字教科书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要高于使用纸质教科书 的学生 ，数字教科书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动机和自学能力 ，对学生学习动机 的影响要高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学生使用数字教科书的时间和频率的增加 ，学生将获得多方面提升：一是自主学习能力提高 ，如学生能为自己制定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同时，设定优先级并首先做重要 的事情；二是创新与创造能力显著提高，学生能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解决问题等；三是信息素养有所提升 ，如学生可以收集学习所需信息 、用收集到 的信息弥补知识空缺。此外，研究发现，教师对数字教科书使用 的热情越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也越高，但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关于“数字教科书 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动机”这一结论 ，在美国和英国也得到证实 。美国学者通过为处于成绩上游、中游和下游 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数字化书籍 ，再采用问卷调查和一对一访谈 的方式，发现使用数字教科书提高了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英国学者对11—12岁 的小学生进行分组实验研究发现 ，相较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对照组 ，使用数字教科书学生 的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更高 ，学习态度也更积极，学习动机水平更高。

　　多路径提升教师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数字教科书并非传统纸质教科书 的数字化 ，它 是一种新型 的教学载体，对教师的学科知识 、知识跨度 ，信息素养 、教学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其所习惯的传统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挑战 。数字教科书的推广过程 ，也是教师教学能力 的转型过程，所谓老路走不到新目 的地 ，因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策略提高教师 的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出 ，各州和地区必须为教师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资源使用培训、同伴辅导 、持续 的专业学习等；培训目 的在于让教师有能力选择符合课程标准、支持所有学生使用的数字教科书，持续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水平和技能 ，法国采取了培训与认证两种路径并行 的方式 。在项目培训方面，既有专门 的数字化培训项目 ，如法国 的“教育数字领地”计划将教师培训作为关键措施之一，根据教师个体需求、背景和专业知识水平，将数字化技术作为培训主题 ；也有一般类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中 的“信息化”专题 ，自愿选择该专题的教师比例从2013年的39.8%增加到2018年 的50.2% 。在资格认证方面 ，2007年 ，法国教育部以教育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 ，将信息与通信能力纳入教师十大必备专业能力，只有获得国家规定的计算机与网络二级认证证书，才有机会获得教师资格证 。

　　韩国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首先，制定专门 的数字教科书培训计划，派遣指导顾问入校提供现场培训。其次 ，学校自主建设校内数字教科书学习社群，在学习社群里 ，教师自愿贡献优秀案例并进行经验交流 ，以学习共同体的方式提升数字教科书应用能力 。另外，2021年，支持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提升的在线平台ITDA交付使用 ，为教师提供了更丰富的数字教科书资源，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新时代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与评价改革研究”）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4版）

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下功夫******

　　作者 ：冯舟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新时代十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 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 ，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 的这一重要论述，突出强调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战略 、把党 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中的重大作用，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 。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要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 的观点观察事物，把握事物发展规律 。对于我们这个成立100多年 、执政70多年 、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 、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来说 ，在内有诸多大党独有难题需要破解 ，在外面临重大风险和严峻挑战，很多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体系”层面聚焦用力，整体地而不 是局部地 、系统地而不 是零碎地 、持久地而不是短暂地 、高标准地而不 是一般化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才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劈波斩浪 、一往无前 。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个内涵丰富 、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它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也包含众多子系统，处于复杂 的联系之中。在总体设计上，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明确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 ，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的“5+2”任务布局 ，对党 的建设框架体系进行重大改进和重塑 ，使之更加科学合理 、运行有力 。在体制机制上，健全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 的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 ，建立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工作机制，有力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在制度架构上，形成党章之下分为党 的组织法规制度 、党的领导法规制度 、党 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 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的“1+4”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注重各方面法规协同耦合 、衔接配套 ，强化制度执行力 ，发挥强大治理能力 。在现实举措上，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等七大方面要求 ，既系统全面，又突出重点。同时 ，作为动态系统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是随着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而不断发展完善 的。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重点 是健全“体系”。“体系”包含多个层面，但基础 是制度 。因此 ，首先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做到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依靠党章党规党纪严肃处置党内出现 的各种问题 ，同时着眼事业需要 、实践发展 ，及时进行制度立改废释工作 ，最大限度地把党内法规体系的管党治党效能释放出来。要做到“三个更加突出”，即更加突出党 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 、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 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 ，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 、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力求使管党治党 的理念思维、体制机制 、法规制度 、具体措施等统一起来 ，上下贯通、内外协调 、相互促进 ，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合力。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 、责任上全链条 、制度上全贯通 ，把“全面” 的要求落实好 ，确保无遗漏、没缺口、不脱节。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健不健全 ，现实问题 是试金石 、也 是磨刀石 。要把党内存在 的顽瘴痼疾当成一面镜子，反照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不足，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 ，推动其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 。（冯舟）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