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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坚持一下”就是胜利******

　　12月19日凌晨，卡塔尔世界杯完美收官 ，阿根廷队如愿以偿捧回大力神杯 。回望28个日日夜夜，许多参赛球队以其出色表现赢得了球迷的尊重，克罗地亚队就 是其中一支。

　　先后挑落比利时、日本 、巴西、摩洛哥等强队 ，支撑克罗地亚队一路走来的 ， 是坚不可摧 的韧性。1/4决赛对阵巴西队，比赛打到加时赛时先失一球，克罗地亚队没有自乱阵脚，更没有自暴自弃，以一如既往的坚韧完成了逆转 ，追平了比分，并最终凭借点球大战将夺冠热门巴西队淘汰出局 。

　　赛场如战场 。当身处危局、险局 、残局 、僵局甚至败局时 ，我们靠什么实现逆风翻盘 ，争取最后 的胜利 ？

　　早在1938年 ，毛泽东同志就在《抗日游击战争 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给出了答案 ：“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 的时候 ，这时 的任务就 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往往有这种情形 ，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 ，产生于‘再坚持一下’ 的努力之中 。”

　　纵观世界杯赛场，当一场比赛进入加时阶段 ，双方球员 的体力消耗已近极限，此时已不单纯 是技战术的对抗 ，更 是意志力 的较量 。打仗亦是如此，战争 的残酷尽人皆知 。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当生与死的考验来临之际，心理与生理 的抗争达到极限之时，看谁能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 。无数事实证明，最终的胜利 ，往往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一方。

　　在我军的战争实践中，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的战例不胜枚举 。英勇顽强 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是夺取战斗胜利 的重要因素之一。“被动中始行 ，主动中胜出” 的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即 是如此。金一南教授在《为什么 是中国》一书中写道：“惊天地、泣鬼神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连‘战略转移’也 是后来 的说法，最初讲 的是‘突围’ ，其实当时只是夹缝中求生存 。”

　　夹缝中求生存 是何等之艰难！长征路上，红军历经大小近600场战斗 ，一次次面临绝境，陷入至暗时刻，又一次次从危境中解脱 ，获得新胜利 。将时间轴再拉长一点 ，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血战孟良崮 、鏖战松骨峰、坚守上甘岭……我军取得的每一场伟大胜利 ，无不得益于“再坚持一下” 的强大韧性 。

　　徐向前元帅曾说 ：“当你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 的时候，常常 是当你因困难在决心发生动摇 的时候，而恰恰正 是敌人对胜利感到绝望 的时候，这种时机 是最紧要 的关头 ，这种时机决定于何方能坚持 ，何方能熬过这最后 的五分钟，何方就能取得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晋中战役中 ，攻打运城的解放军部队进攻多次受阻，战斗形势险峻。危急关头 ，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徐向前向全体官兵发出“坚持最后五分钟” 的战斗命令。在战斗号令的鼓舞下，攻城官兵军威大振，攻山头 、拔要塞，接连拿下运城 、临汾等地。晋中战役得以成为我军以少胜多 、以弱战强、以攻克守 的经典战例。

　　其实 ，不论 是“再坚持一下”，还 是“坚持最后五分钟” ，二者皆是强调“困境中保持韧性” 的重要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我们要学会时刻与困境相伴，在困境中树立决战决胜 的信心，时刻葆有战争年代英勇顽强 的战斗作风 ，做到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只要韧性在、信心在，我们就能穿越荆棘，前进 的脚步就不会停止。（汪娜）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 ，对于当下 ，已是十分遥远 。对于我 ，那时从学校毕业 ，加入中新社大家庭 的情景，还 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 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 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是在专稿部通讯组 。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 ，社领导 、部门领导对我 的点滴表现 ，都给予鼓励 、赞许 。

　　记得1961年的春天 ，我奉命出差 ，地点 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 。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 ：“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 ，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 。1963年初 ，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 。第二年 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 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 ，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 ，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 ，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 ，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 的杭州 、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 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切安排妥当 ，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 ，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 。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 。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 ，品尝龙井新茶 。我倒 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 ，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 ，忘乎所以。返程途中 ，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 。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 ，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 。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 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 ，永远记得的 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 ：“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 。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 的症状” ，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 、空都“晕”过了 。印象最深的 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 ，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 的上海至福州航班 ，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 ，我就晕得躺倒了 。眼看完成任务有难 ，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 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 ，再陪着我前去 。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 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 ，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 。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 。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 ，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 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新时期 。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 的大城市 ，又是全国工业基地 ；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 的方针中 ，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 的创新之举 。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 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 。在这样 的背景下，上海分社 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 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 ，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 。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 。但是他私下对我说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 ，我已经尽职了 。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 ，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 ，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 的经验 。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 ，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 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 的明确 ，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 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 、文艺 、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 ，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 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 是针对国内外形势 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 、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 的专电 ，评述中国时政 。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 。我本专稿部出身 ，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 。1984年底 ，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 ，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 。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 ，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 ，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

　　1984年底 ，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 。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 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 的采编活动。后来 ，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 。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 ，毋庸多言 。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 ，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 ，十分难得 ；唯有满怀感激 ，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

　　(历史资料)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