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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李家超******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会见来京述职 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听取他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 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 ，李家超担任行政长官以来，带领新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勇于担当 、务实有为 ，团结社会各界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大力恢复经济活力，积极回应民众关切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展现出“爱国者治港”新气象 ，香港在“一国两制”正确轨道上稳步前进 。中央对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的工作 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 ，中共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一国两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创举 ， 是香港 、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的最佳制度安排 。中央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全力支持香港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香港将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韩正 、丁薛祥 、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一题而三命意 的《伶官传序》******

　　作者 ：詹丹

　　欧阳修 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 ，出现了三处观点句 ，即：

　　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 ，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 是中心句 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 的朱东润主编 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 ，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指出一个王朝 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 的主旨” ，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 。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 的主题时 ，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 的看法 ：

　　这篇文章 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 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 是一篇的主干 。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即“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 ，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 ，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 的逻辑关系 。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 ，后两处 的观点 ，确实都属于“人事” 的范畴 。但从观点 的抽象到具体 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 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 ，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 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 ，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 ，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 。也就 是说 ，相对于纷繁复杂 的“人事”来说 ，这个概念本身 是抽象而又空洞的 ，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 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 的针对性 。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 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 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 ，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 ，内则牝鸡司晨 。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 ，未或不亡 ，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 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 ，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 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 的 ，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 ，民多流死 。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 ：“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 。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 ？”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 ，被甲跨马，不以为劳 。今居深宫 ，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 ，其势自然也 。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 。”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 ：“崇韬之第 ，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 ！”由是谗间愈入 。

　　在这里 ，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 ，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 的真切感受 ，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 ，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 。《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 ，胡三省加注感叹说 ：“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 ，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 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 ，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 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 ，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 ，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 ，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 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 的意义所在 。相对第一处 的宏观和第二处 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 ，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 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 ，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 ，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 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 。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 的同时 ，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 ，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 。我们没有意识到 ，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 ，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 ，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 ，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 ，恰恰 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 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 ，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 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 的天向天理的天 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 的天向理法 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 ，作为主宰者 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 ，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 的挑战 。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 的《新唐书》 ，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 。在“五行志”中 ，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 ，所以他们编写 的体例就“著其灾异 ，而削其事应 。”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 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 。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 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 、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 的事。不过 ，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 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 ，才 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 ，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