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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 的家里 。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 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 的写作生活。

　　也许 是江南的春寒 ，最难将息 。这位78岁 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 。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 的 。

　　在他 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 ，显然 是乐观 的 。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 ，有思想 ，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 ：“一个作家 ，总还 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 的愿望时 ，巴金说 ：“那几项工作 ，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 的 。”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 ，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 ，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 。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 ，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 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 是会发表 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 的眼睛》 。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 ，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 ？”巴金微笑着回答 ：“这很难统计 ，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 的 。”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 ，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 。不久以前 ，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 ，签上名，送给我 。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 是书的内容，还是书 的印刷、装帧和设计 。正像有 的评介文章所说 的那样 ，这本书“除了 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 ，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 。”读过这些文章 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 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 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 ，长达150万字 的巨著的译作 是否能够如期完成 ，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 ，重要 的是译述者本人 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 的 。“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 。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 、日本、瑞典 、瑞士等国家访问过 。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 、小住创作的国家 。比如美国 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 。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 的会议 。

　　当然 ，“开会”与写作 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 、刊物 、出版社的“盛情约稿” 。尽管多数编辑 是同情 、体谅作家的苦衷 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 ，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 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 ，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 的报道的 。巴金只说了一件事 ：四川 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 的《巴金选集》 ，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 是巴金自己选编 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 是否可以再版呢 ？”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 ，为了这部被张春桥 、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 ，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 ，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 ，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 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 ，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 的 。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 。”对于出书 ，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 的需要着想 。

　　早在几年之前 ，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 。不论 是在法国 ，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 的文学资料馆 ，巴金总想到自己 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 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 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 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 的搜集 、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 。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 ，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 。周而复把这个倡议 ，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 ，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 ，也决定把他 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 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 。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 ，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 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 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 ，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 的钱 ，为文学馆 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 ，“中国现代文学馆” 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 ，应该让尊敬 的作家稍事休息了 。告别时 ，巴金坦率地笑着说 ：“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 是“幸免” ，也 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 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 ，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 ，当然，首先就是写作 。其次 ，就 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 ，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 ，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 。比如把自己 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 的地方去 。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 。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 ，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 。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 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 ，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 ，倒觉得这正是作家 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刘跃进 的谦和与《从师记》 的严苛——写在“《从师记》暨新时代学者散文研讨会”前******

　　顾友泽

　　刘跃进先生 的新作《从师记》出版，拜读之后，收获颇丰。《从师记》 是一部散文集，主要记载先生 的求学经历以及与此相关 的人与事 。虽然是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线索，然而内容却异常厚重 ，这 是因为作者早年生活 的“那个时代，激情澎湃，如同我的名字，一直在‘跃进’中” ，在介绍自己 的求学经历时 ，不可避免地反映那个波谲云诡亦且波澜壮阔的时代 。而且，作者转益多师，其所师从或交往者大多为学界名流，本身就有很多为人关注的事迹。如此种种，决定了该书的内容必然不同凡响，精彩纷呈而浑厚淳雅 。

　　虽然作者并不刻意抒情 ，甚至在情感表达上非常地节制，但这部《从师记》还是给读者带来了很多的感动与感慨，比如作者因母亲的提醒而失去了也许会产生美好爱情的机会而心情复杂就令人唏嘘，作者对自己早年学业先天不足而导致不得不放弃作家梦想的描述同样引起很多同龄人 的共鸣，至于其在艰难环境中备战高考时表现出 的坚韧不拔 的意志更 是令人感动。然而，最令我感动的是作者对学术尊严的维护与学者交往之间的温情。

　　作者对学术与学者的尊严非常看重 。他在《斯人已逝，德音未远》中谈到自己作为大三 的学生看到傅璇琮先生 的《唐代诗人丛考》时 的感受：“我并不能完全读懂 ，但可以读出学术的厚重与学者 的尊严，那 是我向往 的境界 。”而作者自己到扬州大学讲学后，也同样得到了这样的赞誉，王小盾先生在给作者 的信中写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的深厚博大 ，其尊严及其生机，都由你谦和地表达出来。” （《求其友声三十年》）

　　正是出于对学术尊严的维护，面对良莠不齐的学术界，作者忍不住对当前学术弊端提出严苛批评，其在《裴斐先生 的傲骨与逸情》中指出当前学界存在消解经典，或者躲避经典，同时：

　　在方法上，因循守旧，为论文而论文，为学位而学位 ，缺乏学术个性，更缺乏活的灵魂。在态度上 ，仰慕洋人 ，唯洋人马首是瞻，洋腔洋调。在结果上 ，书是越来越多 ，垃圾也越来越多 。

　　又在《从师记》中说 ：

　　现在有些专著，往往连概论都不如 ，只是依据既有 的知识，预想一个题目，然后利用现代手段收集相关资料，拼凑成书 。这样 的成果，或许能给作者带来一定好处，对学术界来讲 ，几乎没有借鉴意义 。

　　作者平时与人交往温文尔雅 ，几乎未曾见其动怒 ，但是对学术界 的不良风气，却还 是直言其弊，体现出维护学术尊严 的高度责任感 。

　　那么 ，如何维护学术 的尊严呢？作者通过介绍自己所崇敬 的师长，具体而形象地给出了答案 。

　　首先 ，维护学术尊严就要尊重学术本身。作者认为 ，学术本身 是厚重 的、博大 的，无论是谁都无法全部把握，因而面对学术，始终要保持着谦卑之心 。其在《好诗不过近人情》中谈到自己在杭州大学学习 的体验：

　　这些课程，内容浩繁 ，一时难以消化 ，但是它却向我打开了一扇窗 ，可以真正感受到世间学问 的博大浩繁。

　　在《从师记》中又写道：“大千世界 ，图书无限。一个人终其一生，也读不了多少书 。”一个人取得的成就，面对既广且深 的学术殿堂 ，何其渺小。故作者引用罗宗强先生 的话说 ：“现在很多教授还不明白山外有山 的道理，以为自己写了几本书就 是专家 。”学术研究如果局限在自己 的小天地中 ，故步自封 ，结果必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者又引用姜亮夫先生的话：“登高望远 ，你才会知道世间学问的博大，自己 的渺小，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记忆中的水木清华》）面对学术，学者理想 的状态应该像傅璇琮等先生那样“学问既深，义气自平。”作者赞美这样 的状态，亦追随前辈的风范。

　　基于这样的认识 ，作者认为 ，做学术研究最重要 的 是有学术品格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师长们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文献基础 、恢宏 的视野、高度 的文化责任感 、坚强的毅力等不厌其烦介绍 。介绍姜亮夫先生，写其临终前对学生的“最后最高要求”，令人感佩不已。记录叶嘉莹先生之论 ：“如果说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真诚则 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做人做事要真诚 ，学习钻研要真诚。真诚是做人 的重要标准 ，古代这样，今天也 是这样 。”彰显出叶先生修辞立诚的风范 。而记叙罗宗强先生指导作者写作学年论文的详细经历，则让我们看到罗先生一丝不苟 、严谨到近于苛刻 的程度 的形象 ，而罗先生 的学术品格也呈现在我们眼前。尤为令人感动的 是，作者专门为既没有显赫 的家世与名声，也没有令人瞩目的成就 的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主任汪蔚林先生作传 ，表彰其甘于奉献 、勤勤恳恳 ，以专业 的精神服务文学所 的学者 的事迹 。在作者的眼中，学术分工并无高下之别 ，敬业的精神都值得人尊重 。

　　其次 ，维护学术的尊严就要求学术研究本身不俗 。作者在《记忆中 的水木清华》中特意援引王国维的话：“大抵学问常不悬目 的而自生目 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而有意外之收获 。”作者阐释说 ：

　　王国维先生就是想告诉学生 ，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有太强 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真理因得以发扬 。”

　　又在《从师记》中引用钱穆 的话：

　　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 ，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 ，只 是己性所近 ，从其所好而已……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 ，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 ，但在他一己亦无所谓失败。

　　作者高度认可这些说法 ，并且身体力行 ，其学术研究 ，不务空言 ，言必有得 ，往往能够从文献的细枝末节中发现历史的某些真相 。而其对当下学子攻读博士学位 的目的 ，也提出自己 的看法：

　　通过三年的专业学习，我们的学生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都会有益处。开卷有益 ，没有白费 的工夫。重要 的 是要阅读，要有积累，不能有太强 的功利目 的。

　　学术不仅不 是追求世俗利益的工具，甚至学术本身并不带有目的 ， 是无用之用 。

　　再次，维护学术 的尊严要求学术研究者能够做融通 的学问 。钱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说：“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 ，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学术如果格局太小 ，很容易造成盲人摸象的局限。只有将局部放到整体中考察 ，才能真正发现局部的特征与意义 。作者接受众多名师 的亲炙，提出学术不能流于琐碎饤饾，支离破碎。其认为学术研究中的文学研究应该遵循刘知几《史通》中提出 的才、学 、识三者并存 的原则，并阐释说 ：“才就是艺术感受 ，学就是文献基础，而识则 是理论素养。”而当下有些研究，“仅就某一点而言，似乎有一得之见，但是，倘若通盘考察 ，就不 是那么回事了” 。（《好诗不过近人情》）这样 的研究 ， 是不足为观的 。相反，作者赞同这样的研究：“也许他们所研究 的对象可能 是一个很小 的题目 ，但 是在这课题 的背后，你却感受到坚实厚重 的学术支撑 。”（《好诗不过近人情》）这些观点，正是师长们对作者耳提面命的结果。罗宗强先生教导说 ：“工夫要扎实 ，但不要钻牛角尖……思想还是开阔些好 。”（《从师记》）姜亮夫先生在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说 ：“不要培养电线杆子式的专家，而 是粗通中国文化 的学人 。”（《从师记》）在“最后最高要求”中提出：“培养自己‘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 的能力”“不做支离破碎的学问。”（《记忆中的水木清华》）曹道衡先生起草的《先秦两汉文学博士生培养计划》提出 ：“应强调史料和作品本身 ，坚决反对空谈、人云亦云及发奇谈怪论。”（《从师记》）作者就硕士论文求教于魏隐儒先生 ，得到的答复是不赞成写空洞的诗文评类的文章 。傅璇琮先生提出 ：

　　学术著作，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似一级一级 的楼梯，要扎实，便于扶着向上 ，使人能“更上一层楼”，以便“欲穷千里目” ，而绝不能是用花纸包扎的虚阶，看起来颇能目迷五色，但一踏上 ，就会使人跌下，害人不浅。（《斯人已逝 ，德音未远》）

　　受到众前辈的影响，作者也特别重视学术中研究资料 的编纂，也多次介绍前辈学人在这方面 的贡献，又现身说法 ，启人深思。

　　学术之外 ，《从师记》这部书带给我的感动 ，是作者与众师长之间的情感 。毫无疑问，作者对书中所介绍 的师长怀有深深 的感激 ，在《引言》中 ，作者写道 ：

　　在我过去四十多年的求学经历中，老师们的影响既广且深……我很景仰他们 ，也很感念他们，很希望有更多机会将这种感念之情表而彰之 。

　　将众多师长的人格风范与学术成就记录下来本身就 是情感的表达 。而且，读者很容易发现，作者在很多篇章中都使用“感念”“感佩”这样的字眼 ，看得出作者 是一位很容易动情 的人。他在昆明偶遇魏隐儒先生时 ，表现得“喜出望外”（《“小室无忧”》），对于王继权先生的帮助，作者心存感激 ，“小子何德何能，竟能得到王老师常年的垂青，实属不易 。”（《来谕惓惓，亲如促叙》）然而，我们又很容易注意到 ，作者在表达情感时却并不热烈，而是点到即止 。

　　同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众师长的表现中。姜亮夫先生对清华大学及清华导师有深厚的感情 ，因为作者来自于清华 ，特意将其召至家中长谈。姜亮夫先生深情回忆在清华的学习与生活，言语中充满无限怀念与感激 ，“姜老经常感叹说自己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再也没有遇到清华这样 的好学校了”（《记忆中的水木清华》）。然而，姜亮夫先生直接 的抒情并不太多 ，谈得更多 的还 是清华导师 的学术与对其教导 的经历 。

　　我想 ，这大概就是学者表达情感 的方式，深沉而内敛 。作者报考曹道衡先生的博士 ， 是通过傅璇琮先生介绍的。曹道衡先生在病榻前告诉作者 ，他无意中翻出了当年傅璇琮先生当年的推荐信 ，并说出院后找来送给作者作纪念 ，后因曹先生去世而未能如愿 。这是一件非常小 的事，但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曹先生与作者情感之细腻，以及对于师生、同道间情谊 的珍视 。作者与众师友的交往，因学术而结缘，其淡如水，而这也正是众师友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傅璇琮先生嘉惠学林 ，助人无数 ，在学界影响甚大 ，然而其八十岁大寿 的庆祝场面冷清异常，因为傅先生事先约法三章 ，不允许大事铺张 ，这正是本色学者的处世之道。

　　作者笔下的师长及作者自己 ，往往将对自己帮助与教导的母校 、师长 的感激当成自己宝贵 的人生财富 ，将之作为一种精神传递给后人。姜亮夫先生曾很庄重地对刘跃进先生等人说 ：“清华导师也 是你们的祖师 ，要不辱使命 。”对学校 的热爱、对老师 的尊重与回报，最重要 的 ，不是口头 的称颂，也不是平日里 的嘘寒问暖，而是将学校与老师的良好的风气传承下来，发扬光大 ，影响一代代学子，斯文不坠。有感于此 ，作者自己对教师这个职业也有明确的要求：“如今 ，我也 是一名老师，也要像王老师那样，努力工作 ，培养学生 ，多出成果，这也许是对王老师 的最好回报 。”（《来谕惓惓，亲如促叙》）事实上 ，除此之外，作者还利用社科院文研所的平台及个人的影响力将年轻 的学者组织起来举办读书会等活动，指导年轻学者 ，促进学术的繁荣。作者认为：“我现在依然持有这样的看法，一个年轻学者，能够得到前辈的扶持，确实会影响一生 。”至于这本《从师记》 ，更 是将师长所授与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学界 ，嘉惠学林，功莫大焉。我想，作者 是将自己对师长 的感激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 ，变成了指导 、提携后进的动力 。学术人 的温情 ，大概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代一代传递着吧。

　　作者在《记忆中 的水木清华》中写道 ：

　　水有源，树有根。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 ；一个人有多优秀 ，要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有谁相伴 。

　　《从师记》这部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 是指点、陪伴我们这些后学在学术道路上前行的无声导师，也 是直观展现学术的尊严与温情 的舞台。我们感动于刘跃进先生勤勉好学的精神 ，羡慕其受教于众多饱学之士 ，更感激其金针度人 。薪火相传 ，此之谓欤 ？

　　（作者系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通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 。）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