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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即交证”应成为商品房交易标准模式******

　　“交房即交证” 是民生实事也 是民心所望。相关部门有必要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 ，针对“交房即交证”找准政策和法律依据，拿出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 ，作出统一的部署和要求 ，明确相关 的职责分工、流程和保障性措施 ，让“交房即交证”成为不动产登记“规定动作” ，成为商品房交易标准模式 。

　　-李英锋

　　从1月1日起 ，河南省所有城镇规划范围内新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预售商品房项目全面实施“交房即交证” ，以切实解决群众关切的不动产权证“办证难”问题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据1月1日《河南日报》)

　　一张不动产登记证，关联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联着房地产企业的服务质量 ，关联着多个政府部门 的协同监管效能。河南省针对全省城镇规划范围内新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预售商品房项目全面实施“交房即交证” ， 是对“放管服”改革 的深入落实和优化政务服务环境的生动实践 ，既给大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和实惠 ，也能促进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 。

　　普通商品交易通常奉行“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的原则 ，买受人支付了约定价款 ，出卖人把交易标的物转移给买受人，买受人即拥有了交易标 的物的所有权 。而房地产 、车辆等特殊商品须执行登记转移 的法定规则 ，买受人取得相关部门 的产权登记证后才能获得特殊商品 的所有权，如果买受人未取得产权登记证 ，哪怕 是已经支付了足额价款并占有了特殊商品，也依然没有获得特殊商品 的所有权 。买受人在这样 的状态下可以占有、使用特殊商品 ，甚至可以获得一些收益(比如出租房屋等)，但买受人或其利益关联人在落户、子女上学 、二次交易 、贷款抵押 、继承等环节也可能受到诸多困扰 ，遭遇种种障碍 。

　　揆诸现实，交房交证不同步的现象在不少地方存在 ，不少购房者面临着或曾遭遇过“办证慢，办证难”的困境，短则两三年 、长则十余年 的办证时间消磨掉了购房者 的耐心 ，也让购房者 的权益打了折扣 。

　　显然 ，交房交证不同步已成为购房的堵点 、痛点，也成了规范优化新建商品房交易模式和不动产登记改革的关键点。河南省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由多部门出台“交房即交证”实施意见 ，提出了“商品房购房合同中增加相关条款约束” 的工作措施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约束，为“交房即交证”提供了依据，并明确了各阶段 、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畅通了信息共享渠道，对不动产登记的系统、流程进行了再造，对不动产登记服务进行了优化 ，为“交房即交证”的全面落地捋顺了关系、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制保障。

　　“交房即交证”模式本质上是以大众需求为导向 ，对不动产登记责任 的再梳理、再认领 、再定位 、再强化。规划、住建等部门搭建起一个分工明确 、协同发力的登记服务机制 ，在机制内部 ，让信息多跑路、让责任多跑路，机制提升了效率 、压缩了时限 、承担了更大 的压力、付出了更多努力 ，消化了更多问题 ，大众办证自然就更快 、更容易 ，也就自然少跑路、少等待。

　　“交房即交证”模式能够实现监管前移 ，倒逼房地产企业依法开发 、诚信经营 ，也给购房者吃下了定心丸，有助于提升购房者 的信心。在当前“保交楼” 的大背景下，“交房即交证”模式对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乃至回暖具有促进意义。

　　利民之事 ，丝发必兴 ；厉民之事，毫末必去 。“交房即交证”是民生实事也是民心所望 。近年来 ，已有多地陆续推行“交房即交证”模式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 ，赢得了社会 的广泛好评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铺开“交房即交证”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 ，相关部门有必要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 ，针对“交房即交证”找准政策和法律依据，拿出国家层面 的制度设计，作出统一 的部署和要求，明确相关 的职责分工、流程和保障性措施，让“交房即交证”成为不动产登记“规定动作” ，成为新建商品房交易标准模式。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 ，对于当下 ，已 是十分遥远 。对于我 ，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 的我 ，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 。我 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 、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 。这样 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 。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 ：“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 ，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 ，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 ，更使我忐忑不安 ，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 。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 ，约请与会 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 ，他也参加 。社长手把手的指导 ，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切安排妥当 ，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 ，常驻杭州 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 ，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 。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 ，享受龙井的美妙 ，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 ，免去晚饭还不行 。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 。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 ，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 ，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 ：“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 的了 。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 ，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 。“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 、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 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 ，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 ，我参加首航采访 。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 ，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 ，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 。他根据我 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 ，再陪着我前去 。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

　　岁月流逝 。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 ，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 。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 ，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 ，我包揽了上海全部 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新时期 。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对外开放 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 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 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 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 ，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 的要求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 ，使我承受巨大压力 。我感到迷惘 ，无所适从 。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 。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 。但 是他私下对我说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 、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 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 ，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目 的明确 ，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 、文艺 、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 ，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也是在1982年 ，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 ，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 。这 是针对国内外形势 的变化 ，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 、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 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 。文笔挥洒自如 ，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 。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 ，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 ，受益匪浅 ，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 ，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 ，我 的多位老同事 ，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 ，他们是我的益友 ，更 是良师 。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 。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 。我毫无思想准备 ，心中茫然。刚卸任 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 ：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 是我 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 的采编活动 。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 的原则去做 。虽然辛苦 ，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 、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 ；唯有满怀感激 ，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