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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委员建言吉林打造国际及区域商事仲裁中心******

　　中新网长春1月17日电 (高龙安 郭佳)随着东北振兴持续推向深入，吉林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与海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正在长春召开的吉林省两会上，吉林省政协港澳委员认为，应不断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加强涉外法律人才队伍培养 ，以应对日益多元化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

　　多年来 ，吉林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商贸及民间交往十分频繁。过去五年，吉林推进建设了延边东北亚区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在吉林大学、延边大学建立了“外国法查明与研究中心” ，审结涉外商事案件281件。

　　吉林省政协委员、Fortune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战滨华此次带来的提案即与涉外法治建设有关。他建议吉林充分利用地处东北亚地理几何中心 的优势，提前谋划，努力将当地打造成为国际及区域商事仲裁中心 ，服务俄罗斯 、日本 、韩国等东北亚地区各国企业和商贸活动 。

　　“在处理涉外商事争端等方面，企业家还需要补很多课。”吉林省政协委员 、香港嘉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嘉宸表示 ，希望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相关机制，在涉外商事争端发生时 ，能够给予企业家帮助，减少沟通等方面的成本。

　　目前，中国律师在国际商会(ICC)、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等国际组织及其相关机构中任职的人比较少 ，近年来 ，中国也在全面推进涉外法治建设。

　　战滨华表示，香港拥有数量可观 的执业律师、大律师 ，以及仲裁员、调解员 ，香港法律界人士可为吉林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多所香港高校的法律专业在国际上有较高排名 ，又与内地高校长期保持合作关系 ，可通过这种方式 ，进一步完善合作办学机制，加强涉外法律人才队伍培养 ，应对日益多元化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 。(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 ，已是十分遥远 。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 ，还 是如此清晰在目 。那时 的我 ，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 的同学相比 ，也显得非常稚嫩。我 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是在专稿部通讯组 。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 ，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 的春天 ，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 ，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 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 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 ，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

　　几十年来 ，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 ，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 。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 。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 。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 ，更使我忐忑不安 ，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 ，抽空了解了我 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 、宁波 、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 ，他也参加 。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切安排妥当 ，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 ，常驻杭州 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 、聊天 。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 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 ，忘乎所以 。返程途中 ，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 。回到宾馆 ，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 。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 ，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 ，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 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 ，永远记得 的 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 ，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 。后来 ，我因采访而海 、陆、空都“晕”过了 。印象最深的 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 ，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 。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 ，我就晕得躺倒了 。眼看完成任务有难 ，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 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 ，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 ，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 。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 ，包括分社负责人 ，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 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 的大城市 ，又是全国工业基地 ；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对外开放的方针中 ，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 的创新之举 。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 ，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 的要求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 。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 。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 。但 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 。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 。1982年春，当时 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 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 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 ，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 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目 的明确 ，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 是新华社 的补充” 、“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 、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 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 ，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 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 、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 的专电 ，评述中国时政 。文笔挥洒自如 ，读得我如痴如醉 ，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 。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 ，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 ，还当面请教 ，受益匪浅 ，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 ，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 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 ，心中茫然 。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 ：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 是我 的“强项” ；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 。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 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 ，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 的培养 、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 ：“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