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 ,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 。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 ,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 ,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 。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
记得1961年的春天 ,我奉命出差,地点 是天津市区 。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 。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 :“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 ,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 ,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 。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 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 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 ,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 。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 的杭州 、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 。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切安排妥当 ,座谈就在晚上 。趁那天下午休会 ,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 ,我也随行 。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 、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 的美妙,一杯接一杯 ,忘乎所以 。返程途中 ,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 ,免去晚饭还不行 。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 ,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 。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 ,永远记得 的 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 :“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 的症状”,算不上疾病 ,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 ,我因采访而海 、陆 、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 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 ,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 。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 。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 。他根据我 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 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 。1979年初 ,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 ,人员只有七八个 ,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 。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 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 ,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 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 。在这样 的背景下 ,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 ,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 的要求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 。我感到迷惘 ,无所适从。某年 ,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 的“任务” 。但 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 ,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 。1982年春 ,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 、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 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 。于我 ,真 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 的明确 ,效果显见 。我走出了“中新社 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 、文艺 、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 ,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 是在1982年 ,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 的专稿工作新方针 。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 、经济新动向而拟定 的。其时香港《明报》 、《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 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 。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 ,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 ,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 ,我 的多位老同事 ,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 ,他们是我 的益友,更是良师 。我永远感谢他们 。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 ,各地方分社换班 。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 。我毫无思想准备 ,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 :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 ;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 ,我一直按照他提示 的原则去做 。虽然辛苦,于我个人 、于分社都足见成果 ,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 ,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 的培养 、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 ,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
(历史资料)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